性成为肉体生命力的证明时，它就成为逃避死亡恐惧的方式。只要有性力，就可以借助这性力将死亡恐惧有效地排除出意识领域。这时性只不过成为一面映照生命力的镜子，性的对象也成了工具。这是压抑死亡意识、以拥有生命为目的为满足的价值观的必然结局。而如果把他人作为证明自己生命力的工具，久而久之会养成一种心态、一种文化。这种心态与文化会习惯于从对己有用无用的角度看待他人，而所谓有用无用的准则又是以肉或物的坐标来衡量的。我们在抓取身边的一切作为生命的证明时，他人已被我们充分物化。这种处世态度不可避免地使我们这个民族在重人情（因为有用）的背后极度的冷漠（因为无用）。

　　只有不以拥有生命力为满足，向往未来、渴望永恒的人，性的生理压力才会成为他们提高自我、升华自我的驱动力。肉体活动的价值就取决于能否体验一种崭新的精神境界。这意味着双方在结合过程中的共同创造。在性活动中追求或沉浸于精神境界的体验，也就是肉身成道。只有这样，性才能真正培养、滋润、发展我们的爱心。

　　与逃避死亡、压抑死亡意识相反的人生态度是勇于面对死亡。勇于面对死亡不仅仅是指死亡降临的瞬时状态，作为一种生存哲学、一种处世态度，它主要是指将“人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一意识贯穿于他整个生命运动之中。将“人都是要死的”作为知识来把握，与在深层意识中渗透着这样的了悟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连小孩也做得到，并且掌握了这种知识丝毫不会使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后者却不同，一旦“人都是要死的”这一黑色标语悬挂在内心深处，它会使人的生活方式、处世态度、价值观念，乃至整个身心都发生巨大变化。

　　只有对死亡有了真正清醒的意识，对死亡的恐惧才会消除。因为清醒的死亡意识已告诉了你，无论你对死亡恐惧还是不恐惧，这都是毫无意义的，它是人类不可把握、不可逃避的。

　　在死亡面前，生命只不过是时间之笼中的囚徒。生命只有挣脱时间这无情的囚笼才能获得解放。解放生命的唯一途径就是迈向时间所无能为力的领域——精神。精神是永恒的所在。因而死亡意识的另一面就是永恒意识、对精神价值的意识。

　　超越死亡的渴望使我们逐渐养成一种习惯：将生活中的一切放到死亡面前去检验去曝光。那些经不起死亡检验的，无论旁人看得多么珍贵，我们都将拂之而去。当一个人自觉地将他的思维、行动、欲求放到死亡面前去检验，以此为取舍标准，他的生命就真正属于他自己，他就真正获得了独立性以及不可动摇的自我确认能力。可以说，只有那些将生命用于超越死亡的努力之中的人，才真正算是活过的人、拥有过生命的人。

　　人只有对死亡有了意识或体验之后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生命，这一真理在原始神话中就以象征的方法告诉了我们，凤凰燃火自焚、死后复生的故事就是一例，古埃及、古希腊的神话中都有类似的故事，基督的复活更是家喻户晓的。

　　人的真正自信是一种绝对自信，即无须与他人比较竞争而产生的自信。这种自信就源于他清楚地看到，他能够或已经以他的方式超越了死亡，解放了生命。当巴尔扎克为司汤达受时代的冷遇鸣不平时，司汤达在给他的信中却说：一百年之后有谁还会记得现在的部长、首相们呢？我的《红与黑》人们是不会忘记的。曹雪芹对“空”的顿悟也就是对永恒的认识。可以说任何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产生都是出于对永恒的渴望，超越死亡是推动艺术创造最为根本也最为强大的动力。艺术不仅使创造者永恒，它使欣赏者在欣赏过程中，精神脱离了肉体，也进入了永恒状态。

　　不仅艺术，任何创造活动的动力可以说都发自于对永恒的追求与渴望。获得永恒也就是在人类的精神与文化中打上了个人的印记。因而创造与个性是两位一体的。只有在这两者的结合中，人才真正地握住了真我。只有创造才使我们得以突破个体生命的有限与无能，将个人的生命转化为人类的价值。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天才的境界，总不见得要求生活中人人都达到这种境界。我当然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但是一个民族有没有清醒的死亡意识，有没有向往未来与永恒的冲动，精神气质将大不一样。而民族的精神气质就是滋养天才的土壤，精神气质差，天才就难以出现。中国的版图差不多同欧洲一样大，我们敢说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同欧洲一样吗？不要说同整个欧洲比，就是其中的一个民族——犹太人，他们中的天才也不知比我们多出几倍。前面说过，真正的自信源于永恒性的获得，因此天才永远是民族的骄傲，他是该民族占据永恒位置的象征。我们在西方世界面前的自卑感，物质的贫困是外在形式，真正不可救药的自卑就在于我们没有贡献出足以使我们自信与骄傲的成批天才，从而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只占据着与人口版图极不相称的可怜可悲的地位。

　　人口众多，创造力贫弱，逃避死亡——这三者之间不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吗？

　　冯友兰曾说过中国哲学是一种早熟的智慧，是一种老年人的哲学。我认为这是冯友兰最深刻的一句话。逃避对死亡的意识正是一个人垂暮之年的心态，明知死期将至，由于怕死，就竭力回避任何有可能联想到死的东西。老人不愿也不能对死亡有清醒意识，因为即使面对死亡，他也已无能为力，造化已不再给他精力与时间去超越死亡。

　　正是出于对死亡的逃避心态，宗教在中国就无立足之地，因为宗教是生与死的联结点，它通过仪式象征性地向教徒提醒着死亡，以引导人们对永恒世界的向往。中国人由于拒绝死亡的提醒，当然就对宗教没有兴趣，始终没出现过精神寄托场所——教堂之类的建筑。由此我想到西方人之重精神必定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教堂。那钟声，那定期的弥撒，那教堂中的特有氛围，天长日久，势必在无意识中对人的灵魂发生影响。

　　一个民族不回避死亡，对人类的永恒有所认识，该民族就有了从精神上衡量事物的眼光。如果没有这种素质，不要说没有识别天才的眼光，连知识分子他们也会极为痛恨。因为知识分子显示了一种精神价值，这种价值的显示就会暴露出他们那种逃避死亡的生存哲学的虚幻，衬托出他们生命的苍白。他们不愿被否定，就以否定任何与永恒有联系的事物来维持自己的文化心态。在知识分子都难以立足的背景下，你还能指望有许多天才产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