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日，中国生物类英文期刊《鸟类研究》（Avian Research）在线发表了一篇新的论文，报道了在我国中部地区发现的一个鸟类新种——四川短翅莺（Locustella chengi）。这是继2008年发表的弄岗穗鹛（Stachyris nonggangensis）和华西柳莺（Phylloscopus occisinensis）之后，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又一鸟类新物种，而且目前掌握的证据表明它应当是个中国特有种。为了纪念中国现代鸟类学奠基者之一的郑作新院士（Cheng Tso-hsin 1906-1998，郑老的名字一直是沿用的韦氏拼音拼写），四川短翅莺的种加词被作者们指定为chengi，这也使它成为了首个以中国鸟类学家来命名的鸟类。

四川短翅莺看上去非常“普通”。图片：Alström P et al (2015)

这项工作由来自瑞典、中国、美国、英国和越南5国的16位作者，历时3年共同完成。作者当中既有如瑞典鸟类学家皮尔·奥斯特罗姆（Per Alström）和美国鸟类分类学家帕梅拉·拉斯姆森（Pamela C. Rasmussen）这样的国际知名学者，又有保罗·霍尔特（Paul Holt）这般的顶尖观鸟及鸟类鸣声录音高手，其中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乐山师范学院的9位中国作者，也是我国中青年鸟类学家里的优秀代表，可谓是国际科研合作当中人才济济的一个范例。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受到了如英国BBC、卫报（The Guardian）、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国际主流媒体的跟进报道，鸿篇巨制世界鸟类手册的在线版（HBW Alive）也及时更新了相关内容。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新种是如何发现和确认的呢？

新种发现记

1992年5月，26岁的瑞典小伙皮尔·奥斯特罗姆和他的好友厄本·奥尔森（Urban Olsson）再次来到位于四川盆地西南缘的峨眉山观鸟，这是他们第4次造访峨眉山，对当地的鸟类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而这次，他们偶然在海拔较低处的旅游步道边的茂密灌丛中听到一种并不熟悉的鸣声。这一连串听起来很像虫鸣的声音，让两位好友一度有些纠结到底是来自于昆虫还是鸟类。二人耐心地在灌丛周围寻找和观察，直到一只棕色小鸟隐秘的身影最终被捕捉到。在进一步仔细地聆听和辨认之后，他们觉得这个小家伙应该是之前在泰国西北部见过的高山短翅莺（L. mandelli）。但让人感到疑惑不解的是，它的鸣唱跟在泰国听到的实在很不一样，而且在接下来的观鸟旅途中也再没有听到或见到类似的个体。这只鸟究竟是不是高山短翅莺呢？皮尔和厄本带着疑问回到了瑞典，孰料这个悬念竟要等到二十多年之后才被最终解开。

2011年皮尔博士再次回到一直抱有浓厚兴趣的中国，此时他的身份不再是当年青葱的观鸟者，而是已经成为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外聘专家。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皮尔决定要利用这次机会把当年的疑问弄个水落石出。经过沟通与交流，他发现自己的有些中国朋友和同行也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奇怪的“高山短翅莺”。2011年5月30日，皮尔博士和中国同事们在陕西秦岭北坡的红河谷采集到了1号雄鸟标本，后来该个体被指定为四川短翅莺的模式标本，而此处也就成为了该种的模式产地。随后，他们还在贵州、湖南、四川三省也进行了采样和录音工作。而除了野外工作，检视和测量保存在世界各大主要博物馆已有高山短翅莺标本的研究也开始同步推进。

通过3年多不懈的努力，研究团队获得了形态、鸣声和分子遗传学上的一系列证据。尽管从外形上来看，该种与高山短翅莺非常相近，但测量数据表明四川短翅莺的喙较长而尾羽较短。线粒体细胞色素b（cyt b）基因序列分析则指出四川短翅莺和高山短翅莺的遗传距离差距平均约1.0%，显示两种不仅长得很像，二者间的亲缘关系也相当接近。此外，两种的分布区基本不重叠，四川短翅莺已知由北向南主要分布于陕西中部和南部，四川北部、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及湖南西北部，而高山短翅莺则主要分布在云南、广西、广东、江西和福建，国外还见于中南半岛北部和喜马拉雅山系东段。即便在四川南部发现两种有同域分布现象，二者在海拔上也有差异，高山短翅莺多见于海拔1850米以上，而四川短翅莺则几乎全在海拔1900米以下。

湖南西部八大公山采集到的四川短翅莺。图片：Alström P et al (2015)

最后，如同当初引起皮尔和厄本的注意和疑惑一样，两种间最大区别还是在于繁殖季雄鸟的鸣唱——即使人耳也能轻松区别二者的不同。声谱分析显示，四川短翅莺鸣唱的频率在4000赫兹以下，而高山短翅莺则在6000赫兹左右。在四川南部老君山自然保护区海拔1350米处进行的野外鸣声回放实验也表明，四川短翅莺雄鸟只对同种的鸣唱反应强烈，而对高山短翅莺的鸣唱则无动于衷，这显示两种间存在着生殖隔离。由此，研究人员们最终确定了四川短翅莺是个此前未被人类所发现的新物种。

灌木莺，蝗莺还是短翅莺？

展开下面的介绍前，先对一些基本概念作一简要介绍。被誉为“生物分类学之父”的瑞典植物学家林奈于18世纪中叶确立了双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并沿用至今。由属名和种本名共同构成一种生物的物种名称基础，由此得到的物种名称就被称作学名（scientific name）。由于学名都要以拉丁文或者拉丁化的其他语言表示，因此也被不太正式地称作拉丁学名或拉丁名（Latin name）。学名是地球上每个已知物种唯一确定且在世界范围内通用的标准名称，为不同国家使用不同语言的学者之间交流提供了必要条件。除了学名之外，一个物种的其他任何名称都叫作俗名（vernacular name），而在同一种语言的俗名当中，又可分为普通名（common name）和别名。比如，就鸟类中大家可能较为熟悉的大杜鹃（Cuculus canorus）而言，Cuculus表明该种属于杜鹃属，canorus（源自拉丁文，意为有旋律的，悦耳的，指其富有韵律感的鸣声）则是它的种本名，合起来的Cuculus canorus就构成了它的学名。而大杜鹃则是该种的中文普通名（简称中文名），民间以模拟其鸣声而得到的“布谷鸟”等等，则是大杜鹃的别名。

Cuculus canorus、大杜鹃、布谷鸟等等都是这种鸟的名字，只是各自地位不同。图片：panoramio.com/Fishw

如前所述，四川短翅莺的发现引起了国际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相应的报道纷纷涌现。稍显遗憾的是，中文媒体对此的报道却并不多，而且均以“四川灌木莺”这个不知所云的名称来指代该新种。那这个称谓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皮尔博士认为他和厄本最早是在峨眉山观察到的这个新种，而且四川又是目前该种已知的最主要分布区，再加上他个人非常喜欢四川，因此就建议将四川短翅莺的英文普通名叫作“Sichuan Bush Warbler”（对，命名新种的作者就是可以这么任性的），“四川灌木莺”应该就是根据英文名直接翻译过来得到的——而直译英文普通名往往是非常不靠谱的做法。事实上，英文中的“bush warblers”能够对应到树莺科（Cettiidae）或蝗莺科（Locustellidae）的成员，虽然在中文里的确没有一个单独对应的分类，但生硬地译作“灌木莺”，实在不伦不类。

对鸟类分类有些了解的细心朋友或许还会发现，四川短翅莺（L. chengi）的属名已经变为蝗莺属Locustella，那它的中文名似乎应叫作四川蝗莺才更为贴切？

在传统分类当中，短翅莺属Bradypterus（属名源自希腊文，bradus意为缓慢的，迟缓的，petros则指翼，翅膀）包括了分布在亚洲东部、南部和非洲的20余种小型鸟类，该属成员都有着一对短圆的翅膀，故而得名。短翅莺多生活在山区森林林缘或林下灌丛中，往往是当地的留鸟而不作长距离迁徙。蝗莺属则是指繁殖于欧亚大陆北部低地茂密的芦苇或草地中的9种小型鸟类，除斑背大尾莺（L. pryeri）外都会南迁越冬。而且与体羽多为纯色的短翅莺不同，蝗莺体羽大多具有明显的纵纹。当然，除了上述差异而外，这两个属的成员有着一个共同点，即行为隐秘不易观察，在野外单纯依靠形态特征难于区分。

矛斑蝗莺（L. lanceolata）具有典型的蝗莺特色：体羽具有明显的纵纹。图片：cherrug.se

随着分子遗传学的不断发展进步，为解决形态上十分相近鸟类的分类地位和近似种间系统发育关系等棘手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手段。相关研究表明分布在亚洲的原短翅莺属成员跟蝗莺属的亲缘关系更为接近，因此建议将它们全部并入蝗莺属，而使得短翅莺属成为了一个分布仅限于非洲的类群（将来或许可将其中文名叫作非洲短翅莺属）（Alström et al 2011,2013）。那么，新种四川短翅莺及其姊妹种高山短翅莺是否应随分类变化而将中文名改称为四川蝗莺和高山蝗莺呢？考虑到亚洲短翅莺在形态、分布、习性、生活环境等一系列特征上与传统意义上的蝗莺差别较大，将其全部笼统称作蝗莺似乎也不妥。或许将来新建立一个亚洲短翅莺属或者在蝗莺属内另设一个亚洲短翅莺亚属，会是解决上述“名分”问题的办法。总之，目前看来，将新种L. chengi循旧例称作四川短翅莺是恰当而合理的。

与四川短翅莺有关的两个人

如今科学研究早已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依赖国际化的分工协作方能完成。前面提到，发表四川短翅莺的文章有来自5国多达16位的作者，文后更是附有长长的致谢，向为这项研究提供过帮助的世界各地相关机构和个人表达谢意。限于篇幅，难于一一评介所有人的贡献，在此就先介绍两位算跟这个新种关系最为密切的人：郑作新院士和皮尔博士。

我国杰出的动物学家、国际知名的鸟类学家郑作新院士于1906年11月18日出生在福建省长乐县（现长乐市），1926年于福建协和大学本科毕业后赴美深造，1930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同年秋天回到母校福建协和大学任教，开始投身于我国生物学教育和鸟类学研究事业。尽管在美留学期间研习的是胚胎发育学，从小热爱自然的郑老对鸟类有着浓厚的兴趣。在福建协和大学期间，他带领学生开展鸟类调查，于1941年发表了国内第一篇以中文发表的关于野外鸟类种类及数量的论文：《三年来邵武野外鸟类观察报告》。1947年，郑老发表了《中国鸟类名录》，是我国学者自行编撰的第一部关于国内鸟类的名录。在其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科研生涯中，郑老发表了140余篇学术论文，近60部专著和专业书籍，可谓是著作等身。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87年出版发表的《中国鸟类区系纲要》（Synopsis of the Avifauna of China），该书对当时中国鸟类区系研究的进行了系统总结，是国内首部针对纲一级的动物类群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成果，全书以英文写就，由此也成为周边国家乃至亚洲地区鸟类研究的重要参考，在国内外也颇具影响。1989年，该书荣获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肯定和嘉奖。1980年，郑老因其杰出的成就和贡献，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许，再没有比用一个鸟类新种以郑老命名更好的方式，来向这位前辈表达敬意了。

有些繁殖于西伯利亚而在中国及亚洲南部地区越冬的候鸟，时不时会出现在欧亚大陆的另一侧，身在瑞典的皮尔博士年轻时为这些罕见的东方来客所深深地吸引。他尤其对柳莺（Phylloscopus）这类形态相近、难于区分，当时也了解很少的小鸟感兴趣。从1984年开始到90年代中期，皮尔和厄本相伴数次造访中国，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国内的外国观鸟者及研究人员。随着对中国鸟类了解的渐渐增多，他对研究中国鸟类的兴致和热情也越来越浓。这一系列的野外考察也产生了丰硕的成果，皮尔与同事一起先后发表了海南柳莺（P. hainanus）、峨眉柳莺（P. emeiensis）、灰岩柳莺（P. calciatilis）和淡尾鹟莺（Seicercus soror），以及此次的四川短翅莺共计5个新种，这也使得他成为当代鸟类学家里发现了最多的中国鸟类新种的人。值得一提的是，皮尔在中国境内的研究工作得到过郑作新院士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想必四川短翅莺便是对这段友谊最好的纪念与见证了。

工作中的皮尔博士。摄影：李鹏

发现四川短翅莺的意义——来自皮尔博士的寄语

最后，当皮尔博士被问到想就这个新种的发现对中国读者们说些什么时，他说了如下语重心长的话：

1. 我想强调鸟类野外调查和研究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取关于如物种分布和生态学方面的关键信息。同时，我还希望指出鸟类已经是我们最为了解的生物类群，因此针对如昆虫、真菌这样认识仍较为有限的类群开展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在这些类群里还有成千上万未被描述的新种等着被发现。

2. 人类经济社会乃至生活方式，都依赖于我们所处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为我们提供食物、清洁的水源和空气，分解死亡的有机体，吸纳人类排放的污染物，缓冲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对疾病的传播也能起到抑制作用。然而时至今日，对那些我们赖以为生的生物依然知之甚少，这可能将极大的影响到未来对于食物、药物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稻米、小麦、茶叶、家鸡、青霉素及其他对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生物，其实仅占了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很小一部分。很遗憾，我们对大多数地球生物的了解都十分有限。有鉴于此，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来增进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理解和认知。而这些行动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国梦至关重要。

3. 幸运的是，四川短翅莺的生存目前还未受到威胁。相反，人类对森林的砍伐和种植茶叶等行为还为它创造出了适宜的生活环境。但是，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中国还有很多其他鸟类正受到捕杀和栖息地破坏的严重威胁。我尤为关注每年春秋两季在西伯利亚繁殖地和东南亚、澳大利亚及新西兰越冬地往返迁徙的数以百万计鸻鹬类的状况，它们必须依赖中国沿海的滩涂湿地作为上千公里壮丽旅程中的停歇地和加油站。越来越多这些宝贵的湿地正在被盲目追求经济发展所驱动的围海造地吞噬，再这样下去东亚地区鸻鹬类种群的大规模灭绝指日可待。中国沿海亟需更多的湿地保护区来扭转这一严峻局势！

4. 快来加入观鸟会开始欣赏飞羽精灵们吧！中国有非常多有趣而又美丽的鸟类可以观赏，聆听它们的天籁之音。观鸟是项轻松惬意的户外活动，可以锻炼身体，到访许多风光秀丽的地方，呼吸新鲜的空气，结交很多有趣的新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