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卡尔·荣格曾说：“一切文化将最终积淀为人格”，这与《周易》中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谓异曲同工。笔者认为，文化人格乃一国之文化传承与延续的关键密码，恰似DNA之为生命遗传的暗码。作为文化积淀的产物，文化人格反映了一段历史时期内具有普遍倾向性的人格特质，一种文化人格往往构成了某一具体人格的一个侧面。在此意义上，较之于传统儒、释、道三分的研究指向，作为中国文化独特产品的侠文化人格却更多地存在于历代的武侠小说、传奇故事乃至今天的商业电影中，伴随着一次次的虚构、篡改、放大、曲解、误读……关于侠的叙事与读解已不复历史的真实，并渐次堕落为市井中人满足猎奇心理的精神快餐。因此，对于侠文化人格历史流变的探究与阐释就更像一次逆流而上的宏大历险，一段看似热闹却注定孤独的文化苦旅。
侠的起源与中国性
关于侠的起源，历来争议颇多：侠起源于士说，起源于刺客说，起源于诸子说，起源于民间说等等，莫衷一是。我认为，侠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毕竟存在于历史文献典籍的时代性叙述和文学艺术作品的想像性建构之中，活跃于不同时代追求公道、正义、自由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中，难免带有一定的功利倾向与主观色彩。因此，用武士、平民、游民、诸子乃至原始氏族遗风、神话原型等标准来加以规约，其阐释的罅漏和矛盾是不言自明的。可以说，每一个社会团体或学派都有可能产生侠，但说它源自某一个社会团体或学派，就未免以偏概全了。所以，与其说侠的思想来源于儒、墨、道等种种学说，不如将之视为一种行动哲学，一种基于道德体认与人格风范的个性实践，章炳麟《儒侠》篇中“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一语便道尽了侠的底蕴。
从社会基础而言，中国的侠从一开始就不限于贵族，而包括了许多平民在内，这也反映了侠之超越阶级的特点。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云：“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
不难看出，太史公以“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等词来勾勒侠之平民性的面向，并将之与战国四公子相比照。在他的观念中，战国时代的侠可以分为两类：贵族之侠（或曰卿相之侠）和平民之侠，而后者尤为可贵。此一时期，侠的思想和行为中包含着极大的复杂性，而其潜在的破坏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贵族中孟尝君之流或平民中朱家、郭解之辈，都为大批武士提供财力支持和政治庇护，而这些武士往往是违法犯禁的亡命之徒。难怪《韩非子·五蠹》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皆礼之，此所以乱也。”在韩非子眼中，侠这一群体以武犯禁，对国家的稳定构成极大的威胁，对侠进行了全盘否定。尽管这一论点有着明显的偏颇，但却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早期的侠并不是普罗大众所熟悉的孤独的、形单影只的潇洒剑客，而是豢养着一大批武士的组织领袖和霸主。关于这一点，钱穆在《释侠》篇中进行了精彩的阐释：“史公特指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为侠，至其所养，则不当获侠称，故曰匹夫之侠，湮没不见……故孟尝、春申、平原、信陵谓之卿相之侠，朱家、郭解之流谓之闾巷之侠、布衣之侠，知凡侠皆由所养，而所养者非侠。此义，又可征之于《淮南》之《泛论训》。其言曰：北楚有任侠者，其子孙数谏而止之，不听也。县有贼，大搜其庐，事果发觉。夜惊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得免而遂反。语其子曰：‘汝数止吾为侠。今有难，果赖而免身。’此任侠为有所养之证也。至其所施德为之战者，则转不得侠称。”
至此，早期（战国）的侠的面目已渐渐清晰，正如钱穆所引《淮南子》中所言，当时的侠有一个专属的称谓——任侠，其内涵我们可以从《周礼》中管窥一斑，《周礼·地官·司徒》云：“大司徒之职……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郑玄注：“任，信于友道。”贾公彦疏：“谓朋友有道德则任信之，故《论语》云：‘信则人任焉’，是也。”由此可见，任乃朋友之间一种交信的关系，一种友情的精神纽带，无怪乎“信任”一词还活在我们如今的口语中。如是观之，任的内涵乃彼此信任且有共同的是非观。可以说，任侠代表了古典侠者的原初面貌与精神基调。
要而言之，侠从一开始就以两种面目示人——贵族之侠与平民之侠，但都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文化人格的外化，一种无形的精神气概的践行，既超越阶级的局限，也没有形式化的礼的约束，有着极高的独立性，而这些正构成了中国之侠与西方骑士的关键差异，使侠这一群体从一开始就带有迥异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性。西方中古的骑士必然是贵族，骑士资格的取得须经过一系列繁复的礼仪，包括庄严的授爵典礼和各种定期的武艺比试，严格的家世背景和繁复的礼制仪式构成了西方骑士这一正式组织的核心特点。相较之下，侠自始即包括了贵族和平民两种社会成员，且平民的成分渐次高涨，有道是“礼不下庶人”，所以中国侠并没有发展出一套礼制的规约，而更多的是以一种独特的文化人格的风范和气概而绵延后世。因此，中国的史籍上充满了“侠义”、“侠风”、“侠气”、“侠节”一类的词汇，而司马迁关于侠的描述则为这种独特的文化人格作了最为精彩的诠释，并为侠的后世发展奠定了基调。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这样写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侠的嬗变：游侠与豪侠
至汉代，侠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平民化、本土化、游动化的特征，他们也随之获得了一个新的称谓——游侠。《汉书·游侠传》云：“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由此可见，上述三个特点均已包含其中。颇有意思的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游士进入汉代之后，经过士族化和恒产化而一跃成为汉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而与之相对的游侠则由于势力渐盛、离心渐强的新趋势而对统治秩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战国时代韩非子所言的“人主礼之”的境况相反，终两汉一代，游侠都是皇权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的确，当时的许多著名游侠可谓是声动天下，势霸一方，与皇权构成了潜在的对峙，这在司马迁对朱家、剧孟的描述中可见一斑：“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而雒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而为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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