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剧孟的势力在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境内，没有剧孟的助力，吴楚叛乱实难有成，这正是西汉大将周亚夫所窃喜的。较之早期之侠，尽管汉初的游侠在社会势力、活动范围等方面大大发展，但其人格中言诺行信、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核心品质依然延续，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珍罕的品行，才会有“莫不延颈愿交”的佳话。著名游侠郭解的一则故事犹能说明这一点，《史记·游侠列传》云：“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乃谓仇家曰：‘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待我去，令洛阳豪居其间，乃听之。’”

       游侠郭解前往洛阳调节当地的仇家，事成之后，却不愿居功，反而让双方将调节之名归于当地贤豪，既体现了他对各自势力范围（郭解是河内轵人）的尊重，更印证了一代游侠潇洒的行止和宽阔的胸襟。

       进入西汉中晚期之后，随着游侠与宗族、乡土乃至在朝新贵的结合，各方游侠渐渐扎根下来，不复往昔的云游之态。荀悦在《汉纪》中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其实已经道出了游侠身份转化的事实，“豪桀”、“豪俊”、“贤豪”是他们更准确的称谓，在汉代官方文书中，并没有“侠”字，而是包含在“豪杰”之中。《鶡冠子·博选》云：“德千人者谓之豪。”《淮南子·泰族训》则言之更详：“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两说虽稍有出入，但皆作正面解，“豪”是指那些以出众的才智与德行赢得威信的人。游侠而称“豪”，正在于他们是以种种修行砥名的手段广结宾客，通过尽力维护交游圈中人的利益来获得对方生死与共的拥戴与效力，以形成强大的社会集团势力，从而拥有现行政治权力结构之外、能为社会所仰赖的一种个人权威。由此，“游侠”一跃而变身为“豪侠”，称谓改变的背后正是其社会性质和地位的巨大变化，然而，这一转变也导致了其古典游侠品格的淡化以及豪暴侵凌倾向的形成，成为豪侠日后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前所述，豪侠的势力如此浩大，社会根基如此深厚，必然招来许多在朝新贵纷纷与之结盟，甚至有的豪侠本人已跻身新贵族的行列，这一趋势无疑加深了王侯将相之间的党派分裂，极不利于统一皇权的发展。班固《汉书·游侠传》云：“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然郡国豪桀处处各有，京师亲戚冠盖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时，外家王氏宾客为盛，而楼护为帅。及王莽时，诸公之间陈遵为雄，闾里之侠原涉为魁。”

       事实上，尽管班固仍以“游侠传”命名，但他此处描写的已是“豪侠”无疑，其中更是出现了“郡国豪桀”这样的词汇，此时的豪侠与新贵族相互援引，而又各霸一方，对皇权统一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无怪乎“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班固所说的天子正是汉武大帝，虽早在文、景二朝汉廷即开始诛戮豪侠，但大规模有系统的清理则始于武帝时代，这个已然高度膨胀与自我迷失的群体将走向他们的悲剧结局，或许这是历史早已注定的命运。

       皇权一统：豪侠的悲剧

       就在汉武帝大规模翦除豪侠之时，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几乎同时发生了，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对后世中国文化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公孙弘以布衣儒生一跃而居宰相之位，并主持设立了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的制度，开创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官制度和太学制度，并为儒家学者所垄断。元帝以后，由于韦贤及其子韦玄成皆以通经而先后位至宰相，邹鲁地区甚至流传着“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谚语，青紫一道已完全被文士垄断。

       毋庸置疑，思想大一统正是皇权大一统的不二表征，尚武之侠的地位一落千丈。在多重外部挤压的侵袭下，豪侠的文化人格发生了空前的扭曲。一方面，由于以豪族大户自居，豪侠自身独有的古典游侠品格逐渐淡化，尤为致命的是，由于独尊儒术而引发的豪侠士化之风，使其靠拢攀附官府，或侠吏两栖，或折节为官，甚至成为官府屠戮其他豪侠的工具，较之诸侯纷争的任侠时代与“士为知己者死”的游侠时代，曾经高扬的个体独立性几乎丧失殆尽，班固在《汉书·朱云传》中记载：“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长八尺馀，容貌甚壮，以勇力闻。年四十，乃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将军萧望之受《论语》，皆能传其业。好倜傥大节，当世以是高之。”

       朱云变节为官，前后判若两人。其他如楼护、陈遵、原涉等也都曾做过官，甚至沦为权贵人物的爪牙帮凶，作为其政治斗争的工具。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势力的强大，导致自我极度膨胀，豪放不羁的性格滑向豪暴侵凌的境地，或公然对抗官府，或以睚眦滥杀无辜，或背义出卖投奔者，种种劣迹不胜枚举，极大地破坏了古典侠者在人们心目中的高贵形象，无怪乎一向重侠的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写下了这样的话：“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

       所幸的是，古典侠风在豪侠一代淡化乃至失落的同时，却深刻地影响了东汉以降的士风，不可不谓侠义精神的强大。例如，“言必行、行必果、诺必诚”的侠义显然迥异于“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儒家思想，独尊儒术的东汉之士竟也极重然诺，奉持侠的伦理准则，范晔在《后汉书》中赞叹的“忠义重信，崇尚气节”的社会风气正是古典侠风浸染，其中范式言而有信的典故犹能说明此点：“范式字巨卿，山阳乡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学，为诸生，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元伯。二人并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后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乃共克期日。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请设馔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邪？’对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母曰：‘若然，当为尔酿酒。’至期，巨卿果至，升堂拜饮，尽欢而别。”

       尽管只是东汉初年的故事，亦可见其时士人已受古典侠风的深度浸染，以“山阳死友”著称的范式上承朱家、郭解的遗风，恪守“厚施而薄望”的原则，地方官曾特别上书朝廷以表彰他的行状，这一事实犹能说明侠的行为在士大夫群体中已被承认为极高的道德准则了，仅此一点亦足以令儒家刮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