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侠在两汉一代经历了一个衰落的过程，无怪乎后世艳传的侠之典范始终围绕汉初朱家、郭解等人。正如前文所述，多重原因导致了豪侠一代的悲剧结局，文化人格的堕落和扭曲便是其中的关键原因。同时，自《汉书》以后，中国正史中便再也没有“游侠”这一范畴了，正史不立“游侠传”也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侠的社会功能的弱化乃至瓦解，侠作为社会集团的光辉岁月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这场历史注定的悲剧却透着强烈的自我救赎意味。因为，从另一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作侠的文化人格得以重建与复归的重大契机，并为侠在后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石。死亡，意味着重生。
侠的高峰：剑侠与侠的泛化
自汉末至隋唐之际，正史上亦可见“豪侠”、“任侠”之记载，这显然与战乱有密切关系，尤其是中国北方边境和胡族相邻，任侠尚武的风气自然留存不衰。然而，中国历史上重文轻武的大趋势业已形成，已经难以挽回，即使在略显武化逆转迹象的北朝一代，武装豪族也更像是日落前的回光返照，逐渐消逝在西天的那一抹残照中。不过，侠并没有消亡，他们在看似失去了一切之后却寻回了最重要的东西，并将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一个鼎盛之世，那便是唐代的剑侠。
唐代前期，经济强盛，政治开明，文化自也一派繁荣。由于失却了宗族、乡党、宾客之类的社会基础，侠实现了由集体性向个体性的华丽转身，宋人所编《太平广记》中《虬髯客》、《昆仑奴》、《聂隐娘》、《红线》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记叙了男女剑客之流救人危难的侠义故事，其重然诺、轻财货、赴人困厄、存亡死生、不矜能、不伐德等道义品行极符合历代真正的侠者风范，所不同的便是他们不再有“权行州里，力折公侯”的社会势力，而是以独来独往的潇洒剑客形象示人。应该说，这些传奇故事中有其虚构的笔墨，但更有写实的一面，例如侠士许俊从番将沙叱利府第中为韩翊夺还美人柳氏一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其事又见于孟棨《本事诗》，盖亦实录矣。”可见纪实的可能性很大，而此类纪实性故事在《太平广记》中实不止一二。尽管剑侠自古有之，但一直作为侠中不知名的流品而被历史淹没，而自中唐以后，剑侠几已成为“以武犯禁”的唯一典型，成就了中国侠史的分水岭，这一新世出的侠型自唐、宋以下无大改变，构成了文学想像中的侠的原型，对后世的武侠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除了传奇小说的极大繁荣之外，咏侠诗也成了唐诗这一空前绝后之文学样式的重要类别，据统计，《全唐诗》中咏侠诗达到五百多首。命运与情感的近似促成了诗人与侠客间心灵的高度契合，诗人遂将对自身命运的关照和对建功立业的抱负投射到侠者的身上，并诉诸笔端，从某种意义上促成了侠的形象由具体化向抽象化、象征化的转变，侠的高度的主体意识和张扬的独立人格为唐代士人深度接受，并使这种人格特质向纵深化发展。豪纵一生的李白直到六十岁还以西汉大侠剧孟自诩：“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即使有诗佛之称的王维也笔带侠风：“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而边塞诗派的领军人物高适更是在《邯郸少年行》中唱出了盛唐咏侠诗的最强音：“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常如云。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君不见即今交态薄，黄金用尽还疏索。以兹感叹辞旧游，更于时事无所求。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射猎西山头。”
吟罢便觉，寥寥数语已将古今游侠那种“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侠义精神概括其间，侠肝义胆之情、纵恣健劲之气萦绕方寸，充塞天地，真可谓“千古文人侠客梦”矣。
随着剑侠个人化与传奇化的演变，以及侠客精神的诗歌化与象征化，侠渐渐地被抽象成一种精神气概的典型。尤其至两宋一代，实行以文治武的国策，侠的观念与武的关联程度逐渐下降，无论社会地位与身份，只要符合侠的精神气概与人格范式，便可获得侠名。正因为如此，《宋史》中《儒林》、《文苑》两传中才出现了以“侠”著称的士人，《儒林六·陈亮传》记载龙川先生“以豪侠屡遭大狱”，遂回家苦读，成博学之士，此处的“豪侠”显然与武艺剑术无关，而是指陈亮直言不讳、狷介豪迈的性格与行止，这一点我们自可从存世的七十多首“龙川词”中管窥一斑，近人唐圭璋评价其词“把政治议论写进词里去，在宋代词家里，能够自觉地这样做，而且做得这样出色——内容是政治，写的却不是政治语汇的堆砌，这就只有陈亮一人。”可见其人品与文品的高度统一。而出生于武职世家的贺铸虽以婉约词闻名于世，更以名作《青玉案》中“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一句而人称“贺梅子”，不过他骨子里还是充斥着武士家族的豪侠义气，曾辞诋贵要，尚气使酒，以气侠闻名一方，《宋史·文苑·贺铸传》记载了这位庆湖遗老的侠义风范：“是时，江淮间有米芾以魁岸奇谲知名，铸以气侠雄爽适相先后，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论辩锋起，终日各不能屈，谈者争传为口实。”
此处的气侠显然也是就性格而言，可知侠确实已泛化为一种精神气概。两宋以下，这种侠的精神不但继续潜入文人学士的灵魂深处，而且弥散在整个社会，影响及于各阶层、各行业的人，甚至连娼女也偶有侠名者。不难看出，侠的泛化意味着“侠”从（古典游侠）文化人格的核心向（大众）文化人格的某一侧面的转变，也意味着“侠”在民间百姓中的扎根与固化，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明清一代武侠小说的极大繁荣正是这一历史转变的最佳写照。
儒侠互补：侠的近世演化
如前所述，唐宋以下最为流行的剑侠具有个人行动的特色，但这并不是说，汉代那种集体行动的侠风在后世完全湮灭了，有些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这种遗风，只不过他们的活动限于一隅，不再有号令遍于天下的声势了。《宋史·陈希亮传》附记他的四子陈慥：“慥字季常，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在岐下，尝从两骑挟二矢与苏轼游西山……因与轼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