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斥着虚假的魅力。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魅力本身，而在于那些我们一致认定的有魅力的事物上。然而，因此而摒弃生活里的一切魅力是不可取的。相反，我们需要更明智的定位我们的鉴赏目标和兴奋点：专注于真正值得欣赏的事物上。

艺术家可以为我们做的其中一件最基本的事就是把突显魅力的聚光灯调整到最佳状态，最好是，调整到最佳位置。我们总是会忽略一些值得我们用心关注的事物，而艺术家可以识别出这些事物。通过欣赏他们用温情、美丽、技巧和智慧描绘出来的这些事物，我们也能看到它们真正的价值。

倒牛奶的女仆，1657-8

17世纪50年代末，约翰内斯•维米尔创作了这幅图画，那时，女仆、面包和牛奶并不被认为是特别令人兴奋的事物。维米尔并没有找一个备受推崇的人物作为模特，相反，他倾其一生都在仔细观察他所热爱的那种场景，而这种场景对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是无聊的、不值得留意的。

维米尔从倒牛奶的女仆身上看到了一些他认为值得深思和钦佩的东西。他认为这一场景正酝酿着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从世俗的标准来看，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场景。房间很简陋，但女仆小心工作的样子很可爱。维米尔十分认同这一观点：我们真正的需求可能很简单，有面包和牛奶就足够了。从窗户透过来的光线很迷人，它使普通的白墙变得赏心悦目。

维米尔通过提高他所描绘的事物的声誉来重新分配魅力。他也努力使我们有同样的感觉。倒牛奶的女仆是一个宣传家常乐事的形象大使。

花边女工 1669-1671

想一想辛苦的、有技巧的、商业化的制作花边的工作：维米尔刻画了一位正在编织花边的个体户女工，依照惯例，她精心制作的花边将会穿在一位战斗英雄或者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的身上。

1632年，维米尔出生在美丽的小城代尔夫特，他的父亲是小城里小有名气的画商和旅馆老板。维米尔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在他21岁结婚后，再也没有离开过代尔夫特，甚至很少离开令他舒适的家。维米尔和他的妻子凯瑟琳娜有十个孩子（怀孕的次数更多）。他在顶楼的前厅里作了大量的画。他作画的速度很慢，但实际上，他不只是一个画家。他继承父业，继续经营旅馆和卖画，同时也是当地画家公会的领导人。在现在看来，他的事业不算很成功，因为他在世期间并不是特别有名，也没有赚很多钱。

当时，他实际上是新兴而重要的一类人的典型代表——个体的中产阶级。维米尔十几岁的时候荷兰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严格意义上说，只有七省独立）——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同于周围的半封建贵族国家，荷兰把尊荣和政治权利给予了那些不属于社会顶层的人：商人、管理人员、正在发展壮大的工匠和企业家。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公认的现代化国家。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1665

维米尔带着同样的想法画出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在大众的眼中，她并不是一位重要或知名人物。 她的耳环很漂亮，但是以时尚的标准来看，那只不过是个小小的饰品。耳环是她所拥有的唯一贵重的东西。但她不需要别人来评判——她并没有遭遇凌辱或虐待。她是平凡的（缺乏一个更合适的词来形容她）。当然，对她自身来说，同每个人一样，她又绝不是平凡的：她独特，神秘，深奥。

小街，1657-8

《小街》已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画作之一了，这幅画最好的总结了维米尔的哲学思想。它被放在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里最显眼的位置，投保金额为五亿欧元，同时它也是众多学术论文讨论的主题。

但是，很奇怪，这幅画描绘的场景和它高贵的地位很明显的不一致。这是因为，这幅画最想要传递给我们的思想是：平凡之事也有十分特别的意义。它告诉我们，踏踏实实的做好这些家庭琐事——照看简朴而美好的家，打扫庭院，看顾孩子，织补衣物——且保留平和的心态，才是真正地履行生活的责任。

如果一个文明良好的社会有一个奠基性文件的话，那么非这幅小画莫属。在帮助世界人民理解幸福的定义上，它做出了重要贡献。

维米尔英年早逝。他死于1675年，那时他才刚四十出头。

但是他却传达给我们一个至关重要的、相当明智的思想：许多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都不是令人振奋，紧张刺激，扣人心弦或是特殊的。我们生命的大部分光阴都遵循既定的路线，用来做那些平常、普通甚至有些枯燥的小事。我们的文化应该教我们学会欣赏平凡的人，平凡的日子和平凡的事情。

当维米尔描绘他居住的小镇时，他并没有选择一个特别的日子；天空既不是特别阴暗又不是特别晴朗。没有特殊的事情发生。周围也没有名人出现。但是，正如维米尔教给我们的那样，画里的一切又都很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