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通过广泛的交流合作，不但扩大了影响力，也提出倡议，让政府据此制定相关政策。全球变暖问题不再简单作为科学问题或者统计预测存在于实验室领域。

近日，中国正在经历雾霾之痛，与此同时巴黎气候大会通过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这一协议提出了一个远期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作为科学问题的气候问题，是如何成为社会问题，并最终走上了国际的谈判桌的？小编搜集相关研究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

气候问题如何成为政治问题？

气候问题首次被摆上国际的谈判桌，形成国际合作文件是在1992年。当年，154个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一公约提出所有国家均要应对气候变化，但在责任分担上应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进行，发达国家应该率先采取措施。随后每年举行一次缔约方大会，1995年第一届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两份文件奠定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

人类对气候变化的直接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9年，世界气象组织（WMO）召集了第一次世界气候会议，并确立开展WMO世界气候计划，旨在于研究合理利用气候资源的途径，预测气候变化和预防气候灾害，以保护气候环境和气候资源。1988年，联合国环境署（UNEP）和WMO共同发起组建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作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和规制的科学咨询机构。在IPCC的推动下，1990年，国际社会正式启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1992年达成协议，1994年正式生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和法律基础。

地球是在变冷，还是变热？

20世纪90年代，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也为大众所熟知。然而，全球气候变暖却并非是科学界公认的结论。有学者所持观点恰恰与此截然相反：温暖期正在走向结束，而一个新的冰期正在来临。

地球究竟是变冷了，还是变热了？

气候变化问题首先是由国际科学界提出并推动的，其中起着核心作用的是IPCC。该机构汇集了世界数千位科学家，以科学评估的形式搜集、整理和汇总全世界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科学评价和政策建议。

1990年以来，该机构发布了四次评估报告，极大地推动了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1990年第一次评估报告从大量的科学事实出发，有力地得出了全球气候正在变暖的结论，直接推动了《公约》的诞生。1996年的第二次评估报告，重点是论证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直接因果关系，对国际社会启动《议定书》的谈判进程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2001年IPCC提交的第三次评估报告进一步强调了人类活动与全球变暖的直接关系，旨在推动《议定书》的签署和实施。

2007年，IPCC发布了十分全面的第四次报告。该报告运用最新的科学证据，分别从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影响、适应和脆弱性、减缓等角度，得出了全球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人类活动是气候变化的主因、气候变化对自然和生物系统造成了明显的影响等结论。报告认为，要是人类持续发展，应确保未来全球升温相对于工业革命前不超过2℃，大气温室气体浓度需稳定在450ppm的水平。

IPCC的评估报告是国际科学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最权威、最全面的集大成之作。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认识，而且是国际社会确定目标、制定政策、采取措施的重要依据，对推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然而，在科学界，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学者认为，“现代的变暖是适中的，并且不是人为的”。他们认为，今日观测到的气温升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世界气候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受太阳黑子活动的变化影响，每1500年就有一个适度的不规则的气候变化周期，我们正处在当前这个周期的变暖阶段。并且，跟历史时期的气候相比，当下的温暖期并不比历史时期更“热”。

有学者研究认为，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关于气候变化观点有变暖、变冷两种说法，虽然有逐渐向变暖观点倾斜的趋势，但科学家们始终表示全球变暖结论具有不确定性。

另外，质疑IPCC结论的可信度另一原因是，创作文件的人，只有1/3是真正的科学家，大部分是官僚。气候问题已不单纯是科学问题了。

全球变暖的共识如何达成？

既然，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气候变暖仍是一个不确定的命题，为何到了90年代它即作为一种共识走上了国际政治的谈判桌？是谁促成了这一共识的形成？

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美国一项民意调查表明，1981年听说过温室效应或者读过相关报道的民众比例是38%，而1989年，这个数据就上升至79%。整个20世纪80年代民众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关注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该项研究中，学者考察了1970-1990二十年间环境领域内的重要事件，认为全球变暖问题进入公众视野，主要缘于几次灾难事件，比如1988年美国中西部的高温和旱灾，这次旱灾使得美国玉米、黄豆、小麦等产量严重下降。粮食产量下降，食物供应就面临短缺，同时期，南部非洲的高温干旱就造成了粮食大幅减产，水和食物供应短缺，从而爆发饥荒。这些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受到了媒体、公众的关注，从而引发的环境运动也日益高涨。

而按照全球变暖这一解释，温度升高会导致陆地水分蒸发，形成大面积干旱，从而粮食减产，人类面临食物短缺——正在发生的干旱、饥荒印证了这一说法。除此之外，气温升高，积雪、冰川会逐渐消失，淡水资源总量减少，人类将面临水资源匮乏的威胁；而海平面上升，低洼岛国及沿海地区将面临被淹没的危险，人口需要迁移；地球升温导致的海洋酸化会使得微生物死亡，食物链发生断裂，物种濒临灭绝等等。这一系列的恶果，似乎正在发生。1980年代启动的世界气候研究计划所获得的一些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说法。

而这一时期发生的灾害事件，科学家的科研报告都通过媒体进行了报道。媒体向公众传达，人类活动与这类灾难性气候变迁的相关性，而在美国大旱之后，美国媒体对于全球变暖问题的报道力量更是不断攀升。公众、政客如何了解全球变暖，媒体起了重要作用。

另外，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们就全球变暖问题展开了更加广泛的跨学科和国界的交流互动。在奥地利菲拉赫大会上，各国科学家们第一次提出政府应该采取行动。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鼓励科学家们进行跨学科联系和合作，这对于测量和模拟全球气候变化大有助益。在多伦多气候大会上，各国气候科学家们第一次向世界各国政府提出应在全球范围内设定严格的减限排目标。

科学家通过广泛的交流合作，不但扩大了影响力，也提出倡议，让政府据此制定相关政策。全球变暖问题不再简单作为科学问题或者统计预测存在于实验室领域。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政治力量也参与其中影响着全球变暖问题的发展演变。里根当选总统引发政治保守主义认为环境顾虑是自由主义藐视商业的夸大之词，其中即包括全球变暖问题，但是由于公众的关注和媒体的报道，美国国会不得不给予回应，要求国家科学院就二氧化碳上升的影响进行研究。

全球变暖问题不再是简单的科学问题，它已成为更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受到更多关注，成为政治家们谈判桌上的砝码。（文/林夏）

参考文献：

(英)吉登斯著，曹荣湘译，《气候变化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梁照月：《20世纪70、80年代全球变暖问题政治化演变的冷视角》，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4

肖巍、钱箭星：《“气候变化”：从科学到政治》，《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