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回家探母，获知野猪毁地，心里惊了一下。提醒他们小心防猪，他们说，没事的，白天它们不出来。

白发父母仍保持着农耕社会的习惯，闲来无事在南京栖霞青龙山脚下开荒。我的旧日村庄和父母现在的住处，离青龙山不远。他们每次种菜，都要坐着乡间的公交优哉游哉地去，下了车，地就到了。图个手脚不闲。

我还开车带过他们给蔬菜浇水，下了车，满眼山清水秀。不种菜也有收获，初春山里有香椿头可掐，暮春有野芹菜可挖，秋天有野草莓可采。哪知这里最近闹野猪，突然就把氛围搞复杂了。

野猪是最不爱按常理出牌的动物，偷嘴也就算了，顶爱跟人过不去。

白天我父母播了菜种，浇了水，覆盖了薄膜，还用石块压好。下回再来就发现，菜地上经历了“猪打滚”后一片狼藉，薄膜被撕烂，石头被踢走，菜种连影子都看不见了。

我奇怪，为啥就铁定把这笔账记到了野猪身上？父母的回答是，看地上的野猪爪子印就知道了，本地多年无狼，亦无其他野兽，再说家猪夜里都在猪圈里睡觉，只有野猪才会夜里发神经。

王小波在名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写过“猪兄”的故事，那是一头既聪明又有道义感的猪中精英。

这篇文章我看过无数次，看一次笑一次。虽然它在逃过了一场枪杀之后，成为一头再也不会和人亲近的野猪，但料想本质上并没有改变。至少要比老家这些明里腹黑实质怯懦的野猪，要来得高尚一点。

和这样的野猪生气犯不着，母亲整理好心情接着整地播种。结局亦然。既没吃喝的，又没好玩的，如此寸土必争，难道这里是它们自封的领地？

几次“拉锯战”打下来，种不出来东西，白瞎了功夫。母亲就作出向后“撤退”三里的决定。让它三尺又何妨？

这第一回合，算是野猪完胜。

新开荒的地方，临近职业羊倌放羊的山坡之下。旧日从此登高可见母亲娘家村落，如今无迹可寻。土虽“瘦”一些，但图个清静，谁知这里也是野猪出没地。父母夏天放了红薯苗，野猪虽然光顾并偷食过薯藤，但居然没有盗掘。

眼看着中秋已过，父母担心野猪哪一天突然醒过劲来，以爪做“洛阳铲”大肆抢掠一番，于是赶在一个清晨，把红薯全刨回家去。

这第二回合，算是父母赢了。

后来看到报纸报道，说野猪成了南京的常客。有的横穿山中马路，撞翻面包车导致4人受伤；有的看见警察来了，慌不择路，一头撞上钢化玻璃门，导致猪头破损；还有的窜入一家奶茶店，硬是叫响了“真猪”奶茶店的名头。

可是人们以为的好笑，在野猪那里，却是在人类现代生活面前的一种迷失。它们误入人类世俗领域，并不打算就此离去，而是极力找寻昔日的“位置”和存在感。

我提醒父母野猪成灾，要注意安全，父母语气那叫一个平淡。他们知道野猪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除非你把它惹急了——那些报道也说明了这一点。

他们说起野猪“寻衅滋事”现象，给我的感觉是又好气又好笑，就如同少年村庄里的夜里，一只野猫翻越一座座瓦屋时打翻了一只玻璃瓶。

我知道他们并没有说出来的话是这样的：世上本就该有野猪这家伙，本就该有它的一席之地。事实上，过去山里野猪也不少见。中间有些年似乎消失了。

我的家乡山里，也有过狼的行踪。八十年代，我上初二那年，初春某个天还没有亮透的清晨，我被家人的大呼惊醒。原来，夜里一头狼潜入我家猪圈，拖走了一头小猪。这是我家每年必养的一头“年猪”，地位极高。

我跟着父亲小跑着追出村外，满心只有被愤恨激起的一腔勇猛，毫无怯意。那个凶狠的畜生已经闻声逃远，只扔下片片碎肉。据说它是逃回青龙山中了。但此后农人上山打柴采野菜，虽然后背总有凉意，但并不慌张。人有人道，狼有狼道。平日里还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那个中午，我们家像拍默片似的不发一言吃了一顿“乳猪肉”。我虽馋肉，但嚼着似乎还留有狼口水的“烂肉”，心里一阵膈应。

后来，狼也成建制地消失了。直到2006年，整个南京为一头怀孕的母狼惊现紫金山而喧哗了好一阵子。其时我在社评中写道：“与狼共舞”的商业话语固然是不可取的昏话，但把狼一律视为人类精神上的残暴敌人，恐怕也不合适。

似乎，我早已忘记了与狼曾有过“夺猪之仇”，其实不是这回事。外界往往把野猪和狼的出现视为城市“敌情”，一副大兵压境不得不防的姿态，但在我们这些和野猪、狼做过邻居，“打过交道”的人看来，不过是稀松平常之事。

天道并没变，变的是人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