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家”是个怎样的职业？

这三个字让人想起的通常是那些第一个抵达美洲、穿越亚马逊或者登上珠穆朗玛的人。他们宣示着人对地球的征服——作为一种扩散能力最强的物种，抵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今天地球上已经没有人类未曾踏足的处女地了。但这不意味着发现时代随之终结——因为，还有另外一种探险家。他们的目的不是“征服”自然，而是理解自然。我们走遍了每一处土地，但我们真正看到了什么呢？在前人匆匆路过的荒野里，还有另外一批人俯下身来，观察世界，并试图理解它。

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就是这样一位探险家。

1960年，27岁的乔治·夏勒，背景是刚果的丛林和群山。图片来源：uwalumni.com

有许多生物学家投身于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护，但和一般的野外生物学家不同，他的足迹踏遍了全世界：从中非丛林的大猩猩到塞伦盖蒂草原的狮子，从喜马拉雅的雪豹到巴西丛林的美洲虎。他自己开玩笑说是自己“注意力周期太短”，但事实上他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是开创者之一，留下了无数的“第一个”。从1952年19岁参加野外科考至今，82岁的他，脚步从来没有停歇过。

不过，中国始终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夏勒是中国的“老朋友”了——二十多年前，他的《最后的熊猫》让许多中国人第一次真正知道了野生熊猫的生存状态；是他第一个反驳了竹子开花导致熊猫濒危的观点，也是他第一个揭示了熊猫的肉食演化起源。自从八十年代年应WWF和中国政府之邀首次来华，他后来又一次次回到这里，观察熊猫、喜马拉雅雪豹、西藏马鹿、马可波罗盘羊；特别是在藏羚羊的保护上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他是第一个向西方揭穿沙图什血腥谎言的人。他在中国度过的时间，甚至超过了他在康涅狄格州家中的时间。

甘孜考察中的夏勒。图片来源：何兵/山水自然中心

2015年，夏勒又一次回到中国，从事西藏甘孜地区的雪豹研究。借此时机，果壳网对他进行了专访。

“真正的危险总是来自人的……人们不愿意改变”

果壳网科学人（以下简称科学人）：你的野外考察生涯是如何开始的呢？

夏勒：我小时候住在德国，从小就一直喜欢在附近的森林里闲逛，看植物，看鸟。当然，那时候我不知道观察大自然能怎么养活自己。但是后来我上了阿拉斯加大学，在那里我给一个野生动物实验室干活儿，跟着研究生出了几次野外；然后我意识到，这是我想要的生活。于是，1952年，我开始参加野外科考。

1956年在阿拉斯加考察的乔治·夏勒（左二）。其余四人是Olaus J. Murie, Margaret Murie, Brina Kessel 和Bob Krear。图片来源：muriecenter.org

科学人：这么多年来，你最难忘的野外经历是什么？

夏勒：不要问这么难的问题！（笑）

我第一反应想到的一幕，是我们去中非研究山地大猩猩的时候。那时候，所有人都说大猩猩非常危险，根本没法研究。但是，因为危险就“不能研究”——不管说的是什么生物——都是不对的。通常而言，如果我们保持平和，以尊重对待它们，它们就会逐渐慢慢地学会信任我们。

那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会来到一个大猩猩群体的旁边，找一根低垂的枝干爬上去观察，以免被稠密的植被阻碍视线。有一天，一头雌性大猩猩爬上了我所在的那棵树。当时我真有点儿害怕，但随后她就紧挨着我坐在了树枝的边上。我们就这么相互看着。那是一个可爱的瞬间。自那以后，大猩猩群体就接受了我，我晚上可以睡在它们附近，观看它们，看它们如何相互交流沟通。我得到了许多关于它们生活的宝贵信息。

科学人：它们接受你成为一员，花了多长时间呢？

夏勒：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去追踪它们；我先后遇到了很多群大猩猩。通常，每一群需要相处20-30天，它们才会意识到，我对它们并不是什么危险。

科学人：那么它们对你而言是危险吗？

夏勒：真正的危险总是来自人的。当然，这说的不是在中国，中国一直是相当和平的。但是如果你在比如说阿富汗这样的地方做野外工作，就有很多担忧。

我在非洲的刚果一带工作过，那是比利时的前殖民地，独立之前也一直很危险，独立后更加如此。在刚果，当地人挥舞着长矛在丛林里追杀我，因为他们独立之后不喜欢外国人进来。但他们没抓住我。

科学人：听起来还不如和动物打交道……

夏勒：动物更加诚实，更加平和，和它们打交道要比和人打交道更容易。而进入一个人类社群，你就会发现，人们不愿意改变。就算他们正在破坏环境，就算你提出了建议，就算他们的未来正在遭受威胁，人们还是不愿意改变。所以和人打交道非常困难。但是你真正热爱的东西——动物和保护——没有当地居民的参与是不可能的。

人们都想过上更好的生活。大家看过电视，知道外面世界的样子，想赚更多钱，这都没有任何错。当地居民实际上是能看到环境的遭遇的，但他们并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需要一点领导，政府的领导或者比方说宗教领导，才能说服人。我不会说服人，但我能提供信息。但是除非你在社群里长期驻扎，得到他们的信任，不然他们不会真的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夏勒所著《大猩猩之年》。图片来源：press.uchicago.edu

“我能理解……但理解并不改变事实”

科学人：刚果丛林里的那些人，后来你说服他们不要追杀你了吗？

夏勒：没有，是我妻子说服我不要再回去了。（笑）

科学人：你的家人支持你探险吗？他们会不会担心你的安全？他们会和你一起去吗？

夏勒：我很幸运，我有一位很好的妻子凯伊·夏勒（Kay Schaller），她也热爱在野外生活，总是尽可能和我一起来；我还有两个儿子，他们跟着我在巴基斯坦、印度和坦桑尼亚的野外里长大。中国的熊猫项目，还有涉及西藏的项目，她都陪我来了很多次。不过现在她不怎么和我一起走短途旅行了。以及这次我们去四川甘孜，她也没有一起来，因为这个项目里她没有什么能做的事情。

科学人：为什么你们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夏勒：如果我们不保护环境，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就没有未来。就这么简单。自然是有极限的。你所需要的和想要的一切，最终都来自于自然界，你不去保护它，它就不会保护你；你伤害它，伤到的只是你自己。我们大概已经使用了40%的自然资源，而100%就是我们的极限。

我在巴西工作过，那里有一片高地曾经满是森林，但现在树木都被砍掉了，用来栽培速生大豆。你知道这些大豆去哪儿了吗？去中国喂猪了。一切就是这样相连的。如果你养更多的猪，更多的森林和土地就会在巴西被摧毁。许多资源都是这样，人们不知道，或者不愿去想。但我们能做什么呢？这件事情让人悲伤，但还能做什么呢？世界上有许多美丽的地方正在被不经思索地毁灭，只为了来点钱。我能理解这样做的动机，但理解并不能改变事实。

2014年，夏勒在巴西Viruá国家公园的丛林道路里。图片来源：vidadasaves.com

“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不总是遵循教义的”

科学人：从你第一次参加野外科考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这些年来的技术进展是不是让你的工作更容易了？

夏勒：肯定是让我的工作更花钱了！但是很多意义上，技术确实让工作变得更容易了。比方说，我们现在可以把卫星追踪芯片装在动物的身上，让我们很容易发现动物去了哪里，精确统计出它们占据多大的领地面积。要知道，人类和野生动物领地冲突是很大的问题。野生动物会杀死牧民养的牲畜，会入侵人们家中，吃掉储存的肉。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提供信息：它们占据了这么大的区域，这里面有多少居民房屋，我们能做点什么来保护它们。这些信息对于官方和居民都有很大的帮助，而技术让这一切都更容易获得了。

科学人：和很多研究者不同，你似乎每隔几年就换一个地方。你为什么不在一个地方久待呢？

夏勒：你可以说是我注意力持续时间太短（笑）。但是话说回来，世界上有多少好玩的事情要做呀！这么多有趣的地方和有趣的文化，都需要研究。有时候新的项目是我自己选的，有时候是别人要求我、我又觉得有意思。

比如80年代，WWF曾经和中国有一个研究大熊猫的合作项目，所以他们派我来中国做野外考察的工作，我当然愿意来了！当时我正在巴西做一个项目，因此我把它转交给了其他研究者，自己来到了中国。直到现在还常常来这里。这里值得做的事情非常多，同事也非常好。所以我一直会回来。

科学人：但是你还是去了很多次藏区。你觉得藏区的文化有什么特殊吗？

夏勒：我在藏区工作了很长时间，特别是青海和羌塘一带。藏传佛教的教义非常注重关爱和尊敬所有的生命，这显然和基督教非常不同——基督教的教义只是说人类应当生养众多，繁衍大地。然而，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不总是遵循教义的。

就像藏羚羊。90年代，有30万只藏羚羊在中国被杀死，羊绒被出口到喀什米尔。这些羊绒能做成漂亮的披肩——沙图什，一条披肩可以卖到15000美元。这当然不符合佛教教义。今天藏羚羊面临的形势已经大为好转，但猎杀依然在持续发生。又比如，藏区的人喜欢在衣服上挂虎皮和豹皮，直到大概十年前，拉萨这样的地方还到处都是从印度和尼泊尔走私来的兽皮。

藏传佛教是有作用的，但现实中的人们并不总能达到这样高的标准。不过，这就让诸如山水自然中心这样的自然保护组织意义重大了：用宣传手段来让人们意识到发生的事情。

藏区正在使用望远镜的夏勒。图片来源：indianapolisprize.org

“只有人们真心对它有感觉的时候，科学才能派上用场”

科学人：宣传手段是针对谁呢？村民还是消费者，面向谁更有效呢？

夏勒：这相当复杂。比如说虎骨吧。中国几乎把自己的老虎杀光了；黑龙江还剩下几只，云南有可能还有几只。但只要人们还把虎骨当药，那就总还会有进口自印度的虎骨——那里有组织化的盗猎团伙在猎虎。对于当地人而言，如果你打死一只老虎能卖到10000美元，而你又是个穷村民的话……可想而知。所以，针对消费者来宣传，去消灭市场，这是至关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这并不是说针对村民和盗猎者的工作就没用了。中国的生物相关法律其实已经很弱；但即便如此，要想执行它，要想在你的保护区保护野生动物，必须得有巡逻队严格保护。光和村民说“这是保护区，回去吧”之类的话是没用的。

比如说熊猫。80年代熊猫还有盗猎现象，然后中国立下了非常严格的法律，判处盗猎者很长时间的监禁。很快村民就接到了政府试图传递的信息。现在中国的熊猫保护有了巨大的进步，设立了许多保护区，圈养繁殖也做的非常成功，已经开始尝试把圈养的大熊猫重新野放了。因为政府全方位的关注，熊猫保护成为了非常成功的项目。

科学人：我们是不是在熊猫身上花了太多的资源呢？

夏勒：只要这些资源有助于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那么这些资源就不算是过多了。譬如，我们现在正在做雪豹的工作。所有的大型猫科动物都是很美的，它们也许是最引人注目的生物了。但是只有狮子容易被人看到，它们喜欢聚居成群坐在开阔地。其他的大猫，人们很难见到。当然，大部分其他的猫科动物都是独居的，而且几乎都在遭受猎杀。所以它们当然要躲起来，不想在公开场地露面了。

1971年，夏勒拍到了有史以来第一张雪豹的照片。图片来源：national geographic

但是我们需要引起人们对雪豹的关注；雪豹既是一种美丽的大猫，又是它所在的群山和环境的象征。如果你保护了雪豹，也保护了它的猎物——比如喜马拉雅麝和岩羊，与此同时也就意味着你保护了整片森林。就算有人住在这片区域也没关系，他们只要意识到了这些生物，行为也就会改变。如果你开展一个保护兔子的项目，没人会注意你的；但是雪豹的话就会有。人们认为雪豹很美丽，有来自内心的感情牵挂，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只有人们真心对它有感觉的时候，科学才能派上用场。

科学人：那么你对哪一种生物最有感觉呢？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变成谁？

夏勒：我愿意变成的，大概是鹫——可以高高飞在群山之上，观察下面的一切。我喜欢大猫，尤其喜欢虎，每次见到它心中都会涌起一股热流；可如果我变成了虎这样美丽的动物，我得不停地四处观望，确定没人拿着枪指着我。但是，没有什么人特别想杀死一只鹫。

夏勒在60年代东非研究时拍摄的兀鹫与猎豹。图片来源：Panthera C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