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史蒂文-福勒认为“超人主义”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超人主义是一种昂贵的商业，从基因转变和人体冷冻技术到机器修复学和智能药片，都是特权的运动。但是如果一个健康的倡导者选择从基因上建造他们的完美能力，谁会为出现的问题买单呢？那么是在什么时候能力的增强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成为了标准？这些就是社会学家史蒂文-福勒所要谈论的问题。他告诉Wired.co.uk网站道：“最大的问题不是超越人类本性，这是社会正义问题。在未来我们将不得不开始把这些增强的能力看做人们能够在医疗保险中能够使用的东西。”

　　他相信当人们体验到更多增强的能力时，总体上会对人类特征产生一种影响，因为能力增强的概念取决于我们对于身体上或者精神上“正常”的理解。反过来这种理解引发人们对于歧视和公正的讨论。比如说，根据2010年的《平等条例》为公众提供服务的行业必须对经营场所进行合理的调整来设置残疾人通道。如果拥有夜视能力的仿生视网膜或者能力增强成为标准的话会是什么情况？国民健康保险服务应当为少数未使用这项技术的人们提供服务吗？

　　此外，如果修复学和外骨骼领域的技术进步意味着我们不再以同样的方式把目前的能力看做残疾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到那时候围绕残疾人进行的建筑问题肯定是一件不幸的事情。福勒指出把超人主义看做是个体选择的简单事情是一种误导，因为这有可能对公共政策和福利制度产生重要的影响。他说到：“我们需要记录正在做出这种选择的人。如果我们继续鼓励这种事情，我们需要做的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他提到了改善认知功能和寿命的鸡尾酒疗法，还有类似于人类生长激素的东西，这种激素被好莱坞明星所使用来保持肌肉状态。其它的领域还包括药物刺激的“设计婴儿”想法。他强烈指出那根本不可能，人们不可能拥有一个选择的菜单来选择独有的IQ、眼睛和头发颜色。他说到：“这需要改变与某些特征有关的特殊基因或者基因群。但是这样做能够带来无法预知的结果。”

　　他争论到：“这种担忧并不在于富人能够创造出一个超级种族，而是你带给社会的风险程度和不确定性。我们能够全部承担这种改变的影响吗？而事实上你正在鼓励更大的风险。”考虑到最近几年国家福利削减的程度，这种类型的发展已经达到一个糟糕的时代。很明显，在我们能够设计完美运动员之前还要走很长一段路，但是合成生物学和智能药片几乎不需要考虑对于社会的影响。

　　他说到：“如果你关心社会正义，我们国家将承担费用。到目前为止超人主义者完全以个人主义的位置看待它，但是它对于社会会产生共同的影响。”福勒相信需要一种全球策略来处理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不应当创建过度严厉的道德指南，这样会让研究人员们离开某些国家，对于试验我们只需要密切关注。他说到：“如果你在一个国家禁止这项技术，它就会消失而且没有人会发现。这样就会到处涌现莫罗博士的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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