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海小普陀。语言学家罗常培1940年代到大理时，此景让他想起了西湖的阮公墩、湖心亭和北平的北海、什刹海。

　　大理给中国人提供了另一种有别于一线城市的生活方式，但再美的诗和远方，也经不起无节制的开发与污染。

　　四年前的春节，大理冬天的风像往年一样生猛凛冽，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化人临时搭了一个“大理人艺”剧组，给大理的乡亲演了一出老舍话剧《茶馆》。

　　这可能是史上最杂牌、最不可复制的《茶馆》剧组。总策划是张扬，后来导演了《冈仁波齐》，遭遇了一次大肆张扬的表白；总策划是东北诗人潘洗尘，他的诗作《六月我们看海去》曾被收入江苏省的高中语文教材；摄影是奚志农，当年《东方时空》轰动一时的纪录片《藏羚羊之死》便是他深入可可西里拍摄的；艺术总监是岳敏君，坊间称为中国当代艺术的“F4”之一；撰稿是诗人李亚伟，八十年代曾以长诗《中文系》名动江湖。

　　演员里面，除了当地的艺术家、书商和杂货铺老板，还有北师大教授陈太胜、西泠印社出版社的摄影师陈学章和诗人歌手周云蓬。据寓居大理的旅行作家许崧（他也在剧里扮演常四一角）回忆，当时有五百多位乡亲来看了这场特别的“大理春晚”，好不热闹。

大理古城五华楼

　　那天只演了《茶馆》第一幕，周云蓬在里面扮演茶客乙，戏份就是和茶客甲下棋，只有一句台词，也是《茶馆》第一幕最后一句台词：“将！你完啦！”没想到，这句话一语成谶，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在大理重演《茶馆》。

　　2017年春，大理开始整顿旅游市场，2900多家餐馆和客栈停业接受检查，包括杨丽萍建在洱海边上的艺术酒店太阳宫。今年5月，洱海周边实施“湖滨缓冲带生态修复与湿地建设工程”，湖滨15米范围内的建筑陆陆续续被拆除，涉及1806户居民住宅，其中海景客栈有300多家。

　　大理仿佛回到了十年前的寂寥状态，下关风若无其事地吹着，阳光依旧温暖地打在脸上，但很多人离开了，湖边瓦砾中留下一堆破碎的大理梦，外边的游客也在踌躇观望，今年春节大理客栈的客房依旧没有订满。

洱海边上的违章建筑被拆除

　　蛮荒之地变成了“东方剑桥”

　　云南大理的文艺基因，100多年前就已种下。

　　最晚不迟于1893年，滇缅交界处的村寨种下了中国第一棵咖啡树。民间还有传说，法国神父田德能到云南传教时，将咖啡带到了大理的朱若拉村，被后人封为“中国咖啡始祖”。但那时的彩云之南，还没有成为小清新们喜闻乐见的文艺天堂。

　　清末的滇缅地区充满了魔幻奇谲的色彩，漫山遍野种着后来嬉皮士最爱的大麻和烟草，从缅甸回来的马帮载着象牙、鹿角、犀牛角、美国牛仔布等商品，崭新的天主教堂融合了南诏建筑风格看上去野心勃勃，前来调查马嘉理案的爱德华·巴伯遇见的大理居民嚼着槟榔，牙齿被染着血红色，让他想起《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金齿国”。

大理古城天主教堂，建于1927年

　　1941年，老舍去大理考察的时候，这里已经很接近今日文艺青年想象中“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模样：“城中看不出怎样富庶，也没有多少很体面的建筑，但是在晴和的阳光下，大家从从容容的作着事情，使人感到安全静美。”

　　在喜洲镇，老舍觉得那是他在中国内陆所能见到的最体面的市镇，他用“奇迹”来形容这个地方：有小桥流水人家，有豪华的中学校舍，有崭新而气派的图书馆，有雕梁画柱的深宫大院，还有许多金碧辉煌的祠堂，“仿佛到了英国的剑桥”。自此以后，大理就有了“东方剑桥”的美誉。

喜洲月亮桥

　　抗战后半期，滇缅公路是国内最繁忙的一条路，运兵运物资的车络绎不绝，公交车与私营的商车也频繁往来于昆明与边疆之间，路上广东人开的饭馆不愁没生意。

　　偏偏是滇缅公路边上的大理，成了一处世外桃源。文学史家游国恩的女儿游宝谅形容说，当时的大理是一个远离尘嚣的“避寇之所”。他们一家随着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搬迁到大理，在喜洲镇住了三年，把这里变成战时西南的一处文化基地。

　　同来大理考察的人还有社会学家费孝通。在鸡足山的禅寺前，也许是骨子里的“恋地情结”作祟，费孝通也跟后来辞职逃到大理晒太阳的文艺青年一样，心底泛起了对现代文化的畏惧和厌倦。

　　作为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面对西南地区未经探索的历史和文化，费孝通也愿意留在大理：“礼失求之野，除了边地，我们哪里还有动人的神话？”

鸡足山金顶寺，建于1934年

　　中国的格林威治村，文艺青年的乌托邦

　　大理确实有一种神话般的魔力。后来到大理定居的艺术家和文艺青年，常常把自己称为“拜日教”或者“追太阳的夸父”。

　　因为大理的阳光太舒服了，用作家绿妖的话说，“可以晒暖整个脊背和脊椎，人像充电的电池，一格格被输满太阳的能量”。那时她和周云蓬还在一起，他们搬到了大理定居，民谣歌手张玮玮、张佺有时会到家里来喝茶晒太阳，一直聊到太阳下山，苍山从金色变成青色。

　　张玮玮是2013年初搬到大理来的，与家乡白银和北京相比，大理是一个温柔而宁静的所在：“无论在外面多么风起云涌的人，到了这儿你要无聊也没人搭理你；你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失败者，你只要真的是一个好玩的人，在这儿也会特别受大家欢迎。”周云蓬后来把这种生活写成了一首歌，名字就叫《随心所欲》。

大理古城，后面是苍山

　　在许崧的描述下，大理已经近似于中国版的格林威治村，是当代中国嬉皮士的大本营。

　　在这里，成功不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生活与艺术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大理闲散的生活状态使得许多人可以尝试一下以前没机会做的事......居民们自发成立了机车小组、登山小组、读书小组、帆船小组、滑翔伞小组、夕阳红篮球小组、烘培小组、以及生娃小组、打毛线小组、观鸟小组等等”。

　　看起来这是中产以上有闲阶级才能拥有的生活，是美国旧金山湾区科技公司高层的业余生活，不是贫困潦倒的文艺青年所能够享受的。攀岩爱好者容安搬到大理以后算了一笔账，这种生活其实只需要每月3000块钱，因为生活成本低了，“一个月的所有生活成本约等于北京的房租”，消费欲望也降低了很多，存款不但没少还涨了。

大理崇圣寺三塔

　　但大理毕竟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无法完全置身于时代的欲望之外。老舍来到大理的时候，这里已经有了旅游业和商业化迹象：

　　大理缺雨时，山下居民得向山上居民购买雪水，“钱到，水便流过来”；不少当地人过起了躺着收租的生活，给游客抬滑竿干苦力的都是四川人；下关开了很多旅社和餐馆，一个房间是十几床大通铺，设施很差，价钱又高，一看就是专门坑路人和游客的钱；有钱人在洱海边和岛屿上建起了豪华别墅，坐享无敌海景。

　　今天的大理，在1940年代便初见雏形。

1922年4月30日，大理洱海边的房子

　　乌托邦背后的欲望与躁动

　　近十年来，这个置身于苍山洱海间的格林威治村，吸引了全国的文艺青年。作家桑格格曾目睹过，周云蓬走在大理的街道上，路上不断有人认出他来，纷纷要求合影。在中国，能够让一个小众民谣歌手享受大明星待遇的地方，只有大理。

　　但大理除了文艺青年的诗和远方，还有无数投机者带着澎湃的欲望蜂拥而至。2014年，电影《心花路放》播出后，郝云唱的主题曲《去大理》红透大江南北，那几句暧昧的歌词“谁的肩上没有齿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让大理多了几分来自丽江的颜色。

　　大理不复平静，饭局越来越多，酒桌上有了酒色财气，大街上飘着烂大街的民谣音乐。周云蓬家隔壁就是一家酒吧，耐心如他也受不了那些庸俗和单调的歌曲，“天天听非洲手鼓民谣弹唱也会呕吐的”。

2014年，《心花路放》热播，让大理更加火爆

　　从前朴素干净的大理，渐渐被污染得乌烟瘴气，越来越像一个脏乱差的十八线县城。

　　生活污水、餐饮酒店业污水、工业废水、医院及乡镇卫生所污水等未经处理便排入洱海，洱海多次爆发大规模的蓝藻污染，湖水透明度一度从4米骤跌至0.5米，甚至发出阵阵臭味。为了获取凤翥页岩矿，一些采矿厂掘开苍山，毁掉大片原生林，“山上绿色的植被仿佛被拦腰截断，下面是相当于几个足球场大的裸露山土”。

傍晚时分，阳光洒满洱海

　　大理给中国人提供了另一种有别于一线城市的生活方式，但再美的诗和远方，也经不起无节制的开发与污染。

　　看到海边客栈被拆掉时，有网友说“拆得好”，当年开客栈躺着赚钱的日子多么惬意，是时候还洱海一片清净了。周云蓬不喜欢大理的污染和过度商业化，但也为那些来到大理脚踏实地打拼的人鸣不平：“开客栈可以躺着赚钱？不需要投资吗？不需要雇用服务人员吗？不需要缴纳各种费用吗？”

　　没有人回答他，也不需要回答，苍山十八峰依旧沉默，洱海上的太阳还会升起来，照过恋恋不舍辞别大理的舒庆春，也照过那些怀揣梦想来到大理又离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