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月23日起，石家庄市规定行人闯红灯等交通违法情形，将被依法处以50元以下罚款，对群体性闯红灯的，处罚前三名。这个规定可能与回应最近网络和媒体批判“中国式闯红灯”有关，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

　　中国人不遵守公共规则和公共道德的现象是比较普遍，闯红灯是其中的一种。但是，与排队加塞、坐公交车抢座位等把个人利害置于公共规则与道德之前不同的是，闯红灯本身除了能够比正常情况下提前几秒过路口之外，似乎没有什么个人好处，反而会有被撞伤甚至撞死的风险。

　　“凑够一撮人”闯红灯现象，是中国常见的“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起作用。当一群人闯红灯的时候，似乎得到群体带来的安全感以及模糊是非，因为当很多人去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行动被这个群体赋予正确的意义，这是群体的选择和判断，因此个人不用承担责任。

　　从众心理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它可能产生于这个国家近代诸多的社会运动，塑造了自利以及从众不会吃亏的心理。事实上，在建设现代社会过程中，“法不责众”纵容了这一现象，在中国，群体性违规一般会以行政手段解决，比如批评教育、调解等，而不鼓励诉诸法律，用思想教育取代法律惩罚意味着不用承担太大代价，甚至有些案例最终由政府埋单。因此，“法不责众”而导致的“从众违规”有其制度土壤，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很多西方人在中国也经常随大流闯红灯。

　　但是，一味指责民众素质差闯红灯本身可能是偏颇的，因为行人在中国的交通现实中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凑够一撮人”就表明，行人可能等待的时间过长了。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所作的调查表明，在交通流量较大的主支相交路口，行人最大可忍受等待时间为90秒，超过此时间限值，行人过街将处于不可控局面，即行人会选择无视红灯通过马路。而中国的主支相交路口红灯大部分接近或超过2分钟。德国人的忍耐限度是60秒，英国人的忍耐限度是45秒，他们基本按照这样的时间设置红绿灯，显然中国没有照顾到行人的忍受力，更多的是考虑汽车通行。

　　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奉行的是行人通行优先原则，而在中国则是机动车优先。在十字路口行人闯红灯还有一个动因，即中国设置了机动车直行加右拐同时放绿的信号灯，这意味着行人要和右拐的机动车抢道，只有行人提前闯红灯，才可能占据优势，否则右拐车辆占先，可能使行人错过绿灯期，而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事实上，在中国的大多数城市，行人的道路被商家或者停车挤占，步行本身就是障碍重重的过程，过十字路口红灯不仅等待时间过长，而且普遍遭受机动车抢道，这包括闯红灯的电动车、自行车、摩托车等以及右拐的汽车，行人实际上处于风险最大的弱势地位，他们不应该是受到指责的对象。我们要反思，中国的城市交通是否以人为本，交通执法以及道路设计是否以人为先。当汽车拥堵成为普遍的城市病以后，只有更重视行人的权利，才能更好地治理拥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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