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公益组织遇上媒体

       公益运动走到今天，它应当以及可以承担的功能都很明确。曾繁旭在其新著《表达的力量：当中国公益组织遇上媒体》明确总结，“公益运动其实也是国家、利益团体、公益组织和媒体之间一场关于话语的争夺战”。诚哉其言。

       曾繁旭将论述的框架建立在“协同互动模式”上，观察这一模式在公益组织与媒体之间的建构过程。公益组织很聪明地察觉媒体形势，从无到有、从笨拙到精明地设定媒体议程。而媒体出于读者定位、话语策略和自身身份等原因，协作并壮大了这一议程拟定。

       此书章节的主干选取有影响力的公益事件构成，比如藏羚羊保护、反对金光集团、反对怒江建坝、反对圆明园铺设防渗膜等。一个“反”字已将公益舆论的核心概括致尽。尽管这些例子已不新鲜，但通过对案例的有目的梳理，为本书的理论呈现奠定了基础。

       目前，摆在公益机构面前很急迫的问题是：如何引起媒体关注，如何才能让媒体主动接受组织想要的议题？一个诀窍可能是，公益组织换位思考，可以从媒体的角度评估议题的表达，包括立意、时机、社会联络等。

       一个显而易见的前提已被作者揭示，那就是媒体需要公益。对公益的需求来源于媒体自身的功利性，正如曾繁旭所言，市场化媒体的读者定位大多是中产阶层，其 价值取向也愿意被认为是向着公共利益的。公益组织“喂料”，其实符合媒体营造跨界的冲动或虚荣心：即媒体作为政府（合法性）与社会（盈利能力）游说者的角 色。即使在国家级的媒体中，通过公益组织来确认其公共属性，也是时髦之举。很难说这种跟风的持久性，但它们为公益准备更广阔的表达平台。正是在这种相互利 用中，以话语表达为主要工具的公共空间逐渐成型。在不犯禁的情况下表达公益。

       比确证公共空间更进一步的是，曾繁旭阐释了公益团体与媒体协同结合的动力所在，这就等于提供了合作的方法论。这就是表达技术，说什么、怎么说、什么时候说、说了之后又如何。

       无论是对公益界人士，还是媒体记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行动指南。在作者看来，由公益组织起始，借助公共话语，撑大公共空间，由此，作者对协作前景表达了乐 观估计。无论这乐观推理来自于公益势力的壮大，还是媒体自觉，这种预期都有其道理。当然，对协作前景的信心，主要看双方的发展势头。这么说也暗含了隐忧。 假如媒体的公共性降低，假如公益组织的作为偏离公益，协同模式就会遭到破坏。那么，这种最令人憎恶的崩溃会否出现？也许媒体和公益组织都该心生警惕，自省 而后杜绝之。

       在台湾，媒体对公益的冷漠与忽视已然出现。公益议题无法吸引记者采访，如果不采取激烈的游行抗议，很难进入媒体报道视野。 公益组织为了上电视，不得不强做表演。新闻自由，公益组织与媒体的联盟为何解体？类似的情形会在中国内地出现吗？就现在的局面看，提振公益话语的努力大有 人在，遏制的势力也一并环伺。

       公益进趋，媒体似乎更有忌惮。公益界的话语逐渐接近媒体的话语界限，这是媒体的懦弱所在，触到了媒体的无 能之处。尽管公益传播在最近一年来大有旺盛，但极限正在被公益所迫近。与台湾媒体弃置公益不同，在我们这里，很可能是萎靡不振的媒体赶不上先锋的公益。曾 繁旭多做鼓励，也有未尽之言。

       如果公益阔达，凭借自身影响力就可以连通政府与民众，就取消了媒体对公益联合所赖以拿捏的筹码。公益管制与媒体管理一向参差不齐，协同模式的失效始发于媒体的怠慢。等到媒体没了公共性，就可以被公益彻底抛弃了。

       责任编辑：语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