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非洲猎豹等哺乳动物，不仅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哺乳动物红皮书》确定的重点保护濒危物种，也是全世界各地重要的旅游资源。然而，近年来日益猖獗的非法捕猎等原因造成全球濒危动物锐减。面对这种困境，印度KIIT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助理教授苏布拉塔·库马尔近日在《自然》杂志上撰文指出，我们应该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拯救濒危动物灭绝的命运。

       非法捕猎活动严重危及濒危动物生存

       世界自然基金会近期发布报告指出，全球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额每年高达190亿美元，非法贸易危及大量濒危物种。过去10年间，全球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导致许多濒危物种走向灭绝的境地，而在野生动植物资源较丰富的地区，依赖自然资源生存的当地居民却因这种非法贸易失去生计。肯尼亚和印度两国的实际情况，也从侧面为上述报告提供了佐证。

       大象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最大陆生哺乳类动物，而在肯尼亚，大象则是第二大野生动物群种。据《新科学家》杂志报道，近年来肯尼亚大象数量也开始减少。该国野生动物管理局2012年的普查结果发现，桑布鲁国家公园和中部莱基皮亚地区，过去4年间共损失了1000多只大象，其数量从2008年的峰值7415只减少为6361只。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监测组织（TRAFFIC）等3家机构于去年7月联合完成的报告认为，自2006年以来，偷猎现象在非洲大陆呈上升趋势，2011年非洲发现的死亡大象有半数以上为偷猎所致。

       无独有偶，亚洲的印度也遭遇老虎数量锐减的困境，并使国内旅游业遭到重创。印度国内的非洲猎豹目前已经绝迹，2011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老虎数量也只有1706只，而在20世纪初期时印度共有40000只老虎。鉴于此，印度当局去年7月被迫采取措施——禁止在老虎保护区的核心区域进行旅游活动，这一禁令使全国41个老虎公园的生意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引发旅游业和环保人士的抗议。去年10月，印度政府不仅没有解除上述禁令，而且宣布了针对游客的更为严厉的管理措施。

       库马尔认为，栖息环境的破坏和丧失等因素是老虎数量锐减的原因，但偷猎则是最大的威胁。他指出，由于印度缺少经费、人力和必要的基础设施，难以控制日益猖獗的非法捕猎行为，因而需要从其他方面采取积极行动，以有效保护现存濒危动物数量。

       分子生物技术可为拯救濒危动物提供妙方

       库马尔提出，随着近年来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现代分子生物技术的巨大进步，人类可以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来承担保护濒危动物的重任。

       目前，世界各地很多动物园大都通过圈养繁殖的方式来繁殖濒危动物。在一些动物园，圈养方式已经获得成功，但利用这种方式繁殖迁徙鸟类、鱼类和体态更大的物种（尤其是鲸鱼和海豚）依然十分困难。即便这种方式十分成功，仍旧会带来一些问题：如动物数量过少会造成严重的近亲繁殖，而近亲繁殖的后代缺乏抵御疾病的免疫力，进一步导致其行为习性发生改变（这将损害其在野生栖息环境中的捕猎能力）；以及动物在圈养期间会丧失其栖息地等。

       有鉴于此，必须寻找更为明智的方法。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科学家已经能够造出各种转基因生物体，它们既可用于科学研究，又能作为生物制品工厂。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领域的这些进展，能够而且也应该被用来使那些已丧失的物种获得再生——通过储藏其遗传物质或者增加残存居群基因多样性的方式。我们必须想办法尽可能地采集那些濒危、处于危险境地或已灭绝物种的DNA样本，一旦这些物种在地球上消失，我们能够利用科学手段使其再现于地球。

       除了利用克隆技术和异种核移植技术之外，还有其他的可选方案。例如，美国加州的科学家已经利用所采集的某些严重濒危动物（犀牛和猴子）的冷藏细胞造出干细胞；澳大利亚科学家也已利用同样方法制造出雪豹的干细胞。科学家的最终目标是，将这些濒危动物种的干细胞转换为生殖细胞，以增加（居群数量日益减少的）濒危动物基因源的多样性。诚然，目前技术的成熟性限制了这种方法的广泛引用，但今后这种技术必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所有上述拯救工作都需要来采集濒危或灭绝动物物种的遗传物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冷冻动物园”建立于1976年，它一直致力于保存濒危或灭绝物种的遗传物质。该动物园目前共保存了800多个物种和亚种的8400份样本，其中包括DNA、精子、卵和胚胎等，这些样本都被冷藏在液氮中。印度政府下属的、位于海德拉巴市的一家实验室也已开始采集濒危动物的血液样本并进行冷藏，但目前全世界类似这样的机构不到12家，我们需要在建立更多的“冷冻动物园”。

       另外一个问题是，某些动物物种已经在地球上灭绝，但人类已经采集了其生物学样本，我们可以利用同样的技术使其重现于地球。这样做，就希望至少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能够从科学和旅游业两个角度来理解这种“复活行动”的益处。如果某些物种具有不同寻常的特性，科学家可以深入研究其行为和能力，藉此就有可能获得关于动物起源和进化模式，以及对治疗人类疾病有用的生物活性化合物的相关信息。从科学依据的角度来讲，“物种复活”已被证明有其合理性，但它需要强烈的政治支持和长期的努力将其付诸现实。

       某些环境保护人士担心，以这种方式将某灭绝物种复活可能会带来生态失调、与现有其他物种竞争等问题，甚至担心这些生物物种可能会大量成功繁衍并有可能会消灭其他物种。但是，对于任何一个重新复活的生物物种，一旦发生这样的问题，我们都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生物工程技术将其消灭。至于某种灭绝的本土物种复活后可能会带来生态失调问题，其严重程度绝不会超过目前大量的入侵物种（由人类的贸易活动和旅游所带来）给我们造成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该问题无法与“复活行动”所带来的科学和社会益处匹敌。

       库马尔指出，现代生物技术无法解决濒危动物所面临的偷猎和栖息地丧失等困境，但可以作为保护其未来命运的一种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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