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200多名滑稽小丑为了8个国家、162座医院里30万病童的欢笑而努力着——这都是狄奥多拉基金会(Fondation Theodora)的贡献。20年前，Poulie两兄弟在洛桑创立该基金会的初衷是想让自己所获得的母爱得到延续。

 

　　狄奥多拉基金会的主席André Poulie如此描述自己的观察：“孩子在医院，特别是第一次的时候，几乎都会害怕。他们生着病，不明白周围正在发生什么，加上陌生环境、远离家庭、朋友、游戏等等… 这些都会让他们感到恐惧。”

 

　　他对这种心境有着深刻的亲身体验。当年，9岁的André在和兄弟Jan一起玩割草机的时候不慎将脚严重切伤。后来的两年中，他陆陆续续在洛桑市医院住了半年，经历了14次外科手术。

 

 

　　“70年代的医院没有任何为孩子特设的设施和服务。让儿童住在为成人设计的医院里，感觉有点儿像在军营。医院的规定很严格：探访时间被限制在几个小时之内，小朋友们不能来探望，只有家长可以。医院甚至叫家长也不要来得太频繁，因为当大人离开的时候孩子会更难过。”

 

　　游戏和欢笑

 

　　“在这样无聊的漫漫长日里，妈妈狄奥多拉的到来是我唯一的慰藉。她知道怎样给我还有其他的孩子解闷儿，我们一起做游戏、读书，她还特别幽默。她试着让我们的住院生活少一些苦涩，在她探访的时间里，我们仿佛不是在医院，而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20年后的一场经历改变了André Poulie的生活：母亲Theodora(狄奥多拉)罹患癌症，André辞去美国市场营销的工作，回到瑞士，和Jan一起照顾弥留的母亲。母亲死后，两兄弟决心要为病患群体做些什么。

 

　　“因为我爸爸也是患癌症去世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打算支持肿瘤研究。但是有一天早上，我忽然想起在美国读过的一篇文章，关于一个滑稽小丑在纽约医院里安慰病人的故事。我对自己说，把小丑表演带给瑞士医院里住院的孩子们，这个主意不错。”

 

 

　　忘我一刻

 

　　1993年4月，André和Jan自筹资金，邀请了2名专业小丑，并获得了洛桑沃州大学医学中心3个月的试行机会。“试行获得了成功。儿童肿瘤科的主任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变化：出院时，孩子们会说要留在医院，因为他们想见小丑。”

 

　　于是，兄弟俩(时年分别为28和30岁)成立了狄奥多拉基金会，投身寻找赞助人和小丑们。20年后，基金会成员活跃在全瑞士所有收治儿童病患的医院里。小丑们称自己是“梦大夫”，也穿着白大褂。他们的工作是让病童和家人暂时忘却现实，全心欢乐。

 

　　巴塞尔大学儿科主治医师Christoph Rudin回忆道：“他们18年前进入了我们医院，开始还有人担心他们是想来讽刺医生。但后来，我们很快意识到他们为孩子带来的积极影响，甚至是那些重病或残障的儿童。如今，我们简直无法想象没有梦医生的儿科。”

 

　　病孩子也是孩子

 

　　Rudin医生说：“小丑们不仅能创造欢乐， 而且他们的工作也很有用，是医院运转的一环。他们保持和医护人员的沟通，会考虑到每个孩子的需要和身体状况。”也就是说，为基金会工作，光有小丑即兴表演的经验还不够。梦医生们要接受护士学校关于医疗和心理学方面的培训。

 

　　在很多医院，第一个对狄奥多拉基金会敞开大门的都是小儿肿瘤科。André Poulie说：“比起其他科的医生，肿瘤科的大夫更早地明白了病人需要的不只是治疗和药物，家人的支持和良好的情绪也必不可少。这点在小儿患者身上尤为明显：虽然身患重症，他们毕竟是孩子，需要嬉戏玩耍。”

 

　　瑞士抗癌联盟前主席Giorgio Noseda支持这一观点：“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住院病童们还因为离开家而承受着心理上的痛苦。小丑们的探访对他们起着重要的治疗作用。医治疾病不仅要通过传统意义上的医药手段，而且要对病人给予全方位的关怀。很多研究证明，心理上的支持对于承受病痛和获得康复有着重要作用。”

 

　　国外的成功

 

　　当很多类似的国外组织都纷纷告散之时，狄奥多拉基金会却一直生机勃勃，活动遍及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白俄罗斯、土耳其和香港。André Poulie解释道：“如果在瑞士这样一个语言文化多样化的国家里，我们的工作能够获得广泛的认可，那么，我们在其他国家也一定会受欢迎。”

 

　　在他看来，海外的成功归功于基金会的工作哲学：追求质量-典型的瑞士风格。基金会在人员培训、工作统筹、财务管理上都精益求精、关注细节。

 

　　直到今天，André Poulie还不敢相信基金会的成功：“一开始，我们只是两个做梦的人，拉了两个小丑和一家医院 ‘入伙儿’。现在，有近200名小丑为我们基金工作，每年拜访的病童有30万之多。我想，如果人们真的坚信自己的梦想，并为实现它而努力工作的话，有时是可以做成意想不到的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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