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知名的公益行动项目“一个鸡蛋的暴走”引来众多非议之声，其因组织活动中途取消了8支队伍“参与名额”而招致参与者、同行的质疑。

　　按理说，参与名额的征选标准自早有定论，作为组织者更有充分的技术水准来操持，可是，被取消资格的队伍组织者去年曾参与过该公益行动，并圆满地完成了筹款、组队、参与等行动，而且此次明明通过了公开抽签、并获得8支队伍的暴走名额，3月20日却接到主办方的通知称，“资格被取消”。这对参与者而言，自然有被戏弄之意，但无论如何都想探究其中的因由，“要说法”成为行动者反击的第一步。

　　围绕着筛选标准，被取消资格的参与者穷追不舍，活动主办方联劝基金会工作人员朱皎说：“我们进行了一些相关条件的匹配，基于一些关键字和敏感词，最终取消了8支队伍的资格，他们质问我什么关键词、敏感词，这真的没法告诉大家。”主办方虽有难言之隐，可是对于行动者似乎根本无法接受如此说法，更因没有书面通知及相应的沟通，使被取消资格的行动者颇为不满。双方未有更进一步针对身份问题的针锋相对，却引来无数民间围观者，众说纷纭之中，各种信息也由此不断被披露，民间的意见大多倒向行动者，并质疑主办者有“因性治罪”之嫌。为此，行动者欲诉诸法律途径来面对这样的“无理纠纷”。

　　行动者对“身份敏感”的界定当然颇有微词，毕竟这有政治定性的倾向，对于参与者而言，公益行动的指向不应该有任何政治定性的因素，况且，比较有影响力的公益行动之所以广受关注，莫过于其行动理念与参与者的价值谱系同合，才能引起琴瑟共鸣，才催发行动者为共同价值奔走呼号。在当下价值同行的公益行动表里，不管组织者具备怎样的公益素养，推行怎样的公益秩序，人们往往只看重的是行动指向的社会问题，而这样的社会问题深深唯系着行动者价值取向。

　　只是，在当下任何指向公共议题的公益行动都会包裹着某些政治潜规则，此缘于公权与私权、公共领域与行动领域、组织诉求与个体诉求尚有割裂的社会领域中，政治往往高于社会、法治理念之上，也无怪乎，富有影响力的社会行动者会招致莫名的“政治潜规则”。主办方迫于怎样的压力，无从追索，以现今他们的姿态而言，行动者们认为他们枉顾公共舆论不愿真诚对话，已经难有信任之托。

　　固然，双方的拉锯战从目前来看仍难见分晓，一个穷追不舍，一个有苦难言，最终是否会从法律层面上见分晓，自难判定。倒是，在此事件中，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主办方遇到政治“不可抗力”，行动者遇到了主办方的“潜规则”，始作俑者是谁？我们应该如何斩断公益界那只看不见的“怪手”，还公益清明？

　　对于始作俑者，民间言论自有定论，虽未被挑破，但大家似乎也心知胆明，可面对这样的政治压力，面对民间行动空间被公权力挤压，行动者与公益组织的立场与疑惑始终存在差异，行动者更趋向于追求公民的自由人格，公益组织更趋向于安全生存之下渐进发展，这种真实的差异无法用只言片语来填平彼此的鸿沟，但两者之间始终存在一些共同价值认知与情感认同，基于对公益秩序的良性发展的共识，是否应该思虑：基于事件真相，导向公民社会中良性的公共领域对话，使两种差异认识能有交集？使民间的纷纭议论声更趋于理性探讨当下的社会发展议题？

　　正如台湾学者吴介民先生所言，民间社会不等同于公民社会，唯有各个认同主体都能够在公共领域当中，公开无惧但不失温雅地自由沟通，公民社会才有存在的条件。公民社会，可以对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没有共识，但是不能不努力经营一个可以包容差异的公共基础。联劝基金会可能还未意识到，该事件在被媒体报道、引发各种热议之后已非只是双方之间的份内事，它已经关涉到未来行动者在遇到不可抗力时将要争取怎样的抗争空间，诚如不久前公益组织南京公天下状告莫泰酒店一般，“反维稳”胜诉意味着将维稳过程公开化并不会“见光死”，唯有行动与博弈方能扩宽行事空间，而南京公天下也做出了将愚民政策剔除出公共事务的有益探索。

　　无庸置疑，行动者历来都信奉主张自身权益的行事逻辑，但联劝基金会输就输在了顺从了公权力的“造反逻辑”。对于这种二元对立逻辑，公益行动一直致力打破，自然难以接受。当然，在该事件中，出现任何非理智的声音，或出现二者肉博、相互诋毁之举都不可取，民间社会取得共识需要双方共力，我们应乐见行动者公民权利意识的浮现，也应乐见公益组织能自力救济应对政治压力，将个别社会团体中的“私事”扩延至“公事”，构成一个“讲道理”的社会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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