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松乔

       很多NGO同行到美国或者欧洲考察，说NGO行业已经很发达了，大家作为NGO的工作人员享受很好的待遇，或者说有一个行业生态链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从社会运动学的角度来看，它行业化以后，其实是丧失了运动初期的尖锐性以及一开始的使命，而逐渐成为现有体制中的一部分。

       我现在是“国际河流”（International Rivers）在中国的项目顾问，大学本科论文写的是公民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当时得出一个非常消极的结论——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下，公民社会中的NGO既受压制，又受企业和基金会资金的导向，同时又还无法代表大众利益诉求，所以三方面都没办法得到实践，公民社会某种意义上仅停留在字面上的讨论，或者是一个自我安慰的话语。

       但是大学实习我还是都在NGO领域，做过教育，也做过心理，本科论文案例用的是中国的妇女运动，现在我做的是环境运动。我觉得环境运动比妇女运动好的一点是，环境问题显露地暴露在社会中，在北京呼吸空气你就知道环境已经有问题了，但妇女问题，以及其它很多社会公平问题都没暴露出来。所以我现在觉得环境运动其实是一个发展比较好的社会运动。

       我之前在美国念本科，我的主要导师都属于比较左派的学者，可以说我接受的是比较左派的社会科学教育。我们会讲现在全球的一个大问题是，社会运动已经过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那种情景，开始变得组织化了，渐渐形成了行业，基金会给钱，人员提供项目。很多NGO同行到美国或者欧洲考察，说NGO行业已经很发达了，大家作为NGO的工作人员享受很好的待遇，或者说有一个行业生态链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从社会运动学的角度来看，它行业化以后，其实是丧失了运动初期的尖锐性以及一开始的使命，而逐渐成为现有体制中的一部分。

       我们国际河流总是自认为是国际组织里面还存在非常大勇气的组织，很多国际组织现在已经没有勇气了，都是跟着政府或者是跟企业走，原本更尖锐的价值观被收买了，或者只是在可以运动的空间内运动。

       但是我们自己也面临着在全世界各地生根的过程当中，也在讨论我们该怎么样去做。我们其实也跟一些国内央企进行政策上的倡导、交流，看起来好像我们的工作手段并没有那么激进，但是我觉得我们组织本身的立场就已经非常激进了：为社会发展中利益受到剥夺的少数人说话 ，但工作的策略、态度都可以有不同的改善和调整。

       在整个环境运动当中，很多时候讨论到最后还是一种发展模式的问题，在这方面，有焦虑感的除了中国的NGO，基础四国或者新兴经济体的NGO都有同样的考虑。美国的环境运动似乎胜利了，其实并没有完成，美国没有付出的环境代价让发展中国家来付，现在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崛起，也是在提升它们自己的利益，同时把成本转移到非洲和东南亚国家。

       这样纯粹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使NGO意识到，环境运动并不是反对几个人的问题，以前好像是发达国家污染了大家共有的环境，而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发展思路，但是这样的发展模式是肯定不可能继续完成下去的，不过同时可能也提供了一个机会，你怎么能从内部来扭转这个发展模式。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问题。

       在冷战时期，我们觉得还有一个外在的敌人，但现在慢慢地发现其实敌人也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想要追求好的生活质量，或者是我们想要经济先发展起来才去治理环境。中国以前还可以说别人，但现在自己的问题也很大，所以说很多时候也要往里看。

       另外，我们支持很多草根运动，比如说非洲我们有一个很成功的草根运动，但是一般也是因为有比较有效的组织方法和很好的运动领袖，通常也是受到良好教育的精英，纯草根的运动要成功还是需要经过一些训练或者战略性的思考和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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