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益组织的资金使用受到两个约束：行政费用不能超过总经费的10%；每年投入经费不能低于去年募款总额的70%。这使得公益变成了简单的资金进出。

 

　　文/阿里小微金服事业部社会责任专家 鲁达

 

　　提到中国公益，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说出十条八条的问题，例如：公益组织的财务不透明问题、官办公益是否值得信赖的问题。但实际上，由于公众对公益的不了解，他们看到的问题未必是全部，而那些看不到的问题却正在扼杀中国公益。

 

　　什么是公益

 

　　在了解中国公益现状前，先要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公益。公益即公共利益的简称，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

 

　　广义的公益，是指我们整个生态体系的生产与生活资源总量，或者说叫做“生存空间”。而这些利益的调配机制，则主要通过暴力、市场和道德三种方式调节。

 

　　暴力调节主要通过政府、黑社会、家族、宗教团体等暴力组织，强迫组织成员履行公共利益。市场则以利润为导向，民众用钞票投票作为奖惩机制，督促商业组织履行公共利益。

 

　　然而，仅仅有这两种规则及组织是不够的，因为在人类生活的生态系统中，有太多无法用现有的常识、规则、认知以及利益机制进行评判的活动，所以，非政府机构与非盈利组织应运而生，活跃在暴力组织、商业组织之外的空间里，履行上述两种组织缺位的公众利益——这一部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狭义公益。

 

　　至少在目前阶段，暴力、商业、公益三类组织的有机结合与高效运作，仍是三位一体的人类发展驱动器。

 

　　历史的发展脉络也是如此，人类的生态自我调节机制从只有暴力，逐渐发展到暴力+商业，又逐渐增加公益组织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而衡量一个社会发展是否进步，生产力仅仅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考察三种组织在经济总量中占有的比例，则从每一个个体的角度展现更多：暴力越少、公益越多，社会的创新能力越强，社会成员的权利越大，资源的分配与利用更趋合理，成员整体的幸福感也越强。

 

　　纯粹从经济总量看，我国的公益事业可以说尚未启动。我国传统的几家官办公益组织，也往往是作为税收与政府投资的补充，完全在按照暴力组织的意愿执行。一些新兴商人阶级组织参与的非营利性组织，则多数沦为商业宣传的工具。

 

　　即便如此，相比过去的历史遭遇，中国社会的进步仍然有目共睹：在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前，即便是商业组织，在经济总量中也没有空间。而我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帝王家天下”思想，则使得在暴力、商业、公益三类组织的经济总量瓜分中，不断向暴力倾斜。邓小平之前，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改革，几乎都是以增强中央集权，削弱商业、公益力量为宗旨的所谓“救国令”。尽管有两次奉行“老庄思想”的暴力革命造就了汉、唐两个帝国，但却从未有统治阶层真正理解汉、唐取代秦、隋的核心价值。

 

　　公益形态的三种类型

 

　　从公益的形态看，我们可以将公益事业分为三类：苦逼型、先知型、创新型。

 

　　第一类：苦逼型，指因为回报过低、执行艰苦，暴力机构和商业机构无法承担的社会需求由公益组织来承担。最典型的就是像山区儿童救助、孤寡老人救助这样的慈善事业。这一领域的特征是成熟一个，转化一个。公益组织会逐渐探索模式后退出或改为政府采购服务。

 

　　第二类：先知型，这是一个因为太过超前，导致普罗大众无法理解、支持的探索领域。往往由于专业度高、费用高、成果不可预期、利弊难以判断等因素，由政府、学校、大企业、家族、俱乐部、宗教势力等金字塔顶层群体开展项目。这一领域在过去几千年中不断地改变着人类命运，也成就了很多偶像，但却很少有普通人关注与支持当下在做的所谓“秘密研究”，这让这一探索之路变得孤独和寂寞。

 

　　第三类：创新型，因为需求难以识别、需求需要激活、需要方与支付方不同、需要模式创新等原因，需要暴力组织、商业组织、公益组织进行摸索并转化。例如：淘宝无偿为失业贫民提供就业机遇，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消费选择，但为此服务埋单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广告主与大卖家。这是一个支付转移的公益模式创新典型。

 

　　大多数暴力、商业、公益组织，其所从事的公益性活动都可以归到这三类，但总结一个组织的整体行为，则往往是三者俱全的。

 

　　而在我国，政府对公益组织的资金使用有两个约束，一是行政费用不能超过总经费的10%，二是每年投入的经费不能低于去年募款总额的70%。这两个规定，显然是将公益看做了简单的资金一进一出，或者说专注于苦逼型。完全没有考虑到先知型、创新型公益组织对人才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中国公益在问题中前行

 

　　除去体制上的问题，中国公益自身发展阶段也导致了很多暂时性问题。简单说有以下几类：

 

　　人才问题。跟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对公益的认知非常不足，导致公益行业薪酬水平较低，没有好的人才流入，让中国公益行业的从业人员一直处于素质偏低的阶段，官办机构的管理者多以失意官员为代表，草根机构多以志愿者、商人为主导，既缺乏专业公益人士，也缺乏管理能力。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公益行业从业者的收入高于平均水平，且从业者以社会精英为主。

 

　　社会基层认知问题。中国社会对公益缺乏认知，与官方一样，也仅仅将公益组织视为“民政部门”的补充或“临时工”。对公益组织的行为不认可、不理解，缺乏对公益人应该享有的尊敬与支持，甚至将对腐败的仇恨心理转移到了公益组织身上。

 

　　高端人群认知问题。即使在金字塔顶级的阶层，对公益的认知依然存在问题，许多人认为只要捐赠就是做公益，而认为多赚钱多捐赠就是公益的也比比皆是。企业、政府对如何在暴力行为、商业行为中履行公益缺乏认知，也缺乏起码的自我约束能力。一些公益热心人士也对公益的不确定性缺乏认知，对量化考核公益过度热衷而背离了公益本身的探索性。

 

　　社会良知的驱动力不足。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最早实现了暴力组织的集权化，也最早意识到了暴力组织的不完整性，主动引入宗教、宗法、道德对法律进行辅助，并在一定历史阶段，超越了宗教的狭隘性，建立了以儒老认知体系为基础的更先进的社会良知系统。

 

　　但由于十八、十九世纪以来对“主体经济”的过度依赖，导致社会认知层面缺乏自驱力，民众奴性加强。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一夜之间从“超越宗教”到了“信仰缺乏”，甚至开始羡慕“宗教”了。而公益行为恰好是超离社会基本奖惩规则的、需要自驱力的人类行为，这从根本上给中国公益发展带来了原动力不足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中国公益目前阶段的死循环：政府制定的游戏规则限制了公益人才的成长，公益人才的受限影响了公益组织的成长，公益组织的受限影响了社会公众对公益的认知，并不断形成恶性循环。

 

　　在这个死循环的基础上，产生了种种表象：捐赠人不理解公益组织与公益项目，公益组织自身急于取悦捐赠人，公益人自身缺乏提升机会与动机，政府对公益领域的权力寻租，官办公益机构的权力寻租，政府对基础性理论性科研投入不足等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摧毁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竞争力。

 

　　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公益诸多问题看起来严重，但实际上，只是缺乏科学执政能力的问题，一旦政府机构掌握了正确的公益认知理念，并进行体制与游戏规则的改变，不出十年，相信中国公益就能脱胎换骨，而目前正在飞速发展中的互联网行业，对于打破垄断、支持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于《天下网商·经理人》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