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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投资者(social investors)或影响力投资者(impact investors)试着用科学方式来管理资金、追求社会性目标，并在经济与社会效益上获得报酬。这份工作最大的挑战来自于社会投资报酬(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简称SROI)是否可被测量？

　　许多有为的政府在面临棘手的社会问题时，也会束手无策。人们普遍认为慈善、宗教团体和一些社会福利单位扮演了无可取代的角色，但问题是，这些团体若想发挥足够影响力则需要资金的支持;可一旦政府将服务社会的工作外包给这些团体，这些团体却又会只着重于投入资源，而忽略了产出结果。以上种种问题，使结果论酬(payment-by-results，PBR)的概念逐渐浮现。

　　结果论酬是目前较为盛行的概念，它能让资本分到真正能解决社会问题的人身上，如果慈善团体、社会福利团体能解决政府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并帮助人们改善生活，则可以等到有了成果之后，再付资金。

　　但大多数慈善团体没有条件承担这样的风险，这也意味着结果论酬真正可行的对象，只有私人机构。私人机构有责任从合约中获利，并将利润分配到股东的手中。如此一来，结果论酬合约便成为了私人机构的专属工具。人们唯有透过复杂、费时又充满不确定的转变过程，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是长期介入、恒心和爱。然而我们真的能衡量这些介入后的结果吗？分秒必争、获利为首的金融体制能接受这样巨大的改变吗？投资者是否能虚心接受付出许多但无法直接衡量回报的结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者必须说服自己，纵使有时候需要把纳税人的钱投入弱势族群，而且不会立即见效，但仍然要做，只因为相信这么做是对的。如果能做到这个程度，或许就能把资本投入最能带来长远影响的组织中；如果做不到，结果论酬就会沦为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一项合约术语，或者，就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仅在做能够被衡量的事，而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