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

 

　　“我要复仇！”广州市滨江东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高璟攥紧了拳头，咬着牙狠狠地说。坐在对面的检察官杨斌点了点头，接过话茬：“你也不要太执着于此，还是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她欠了欠身，尽量让自己显得和颜悦色。

 

　　2012年10月的一个夜晚，两群浑身酒气的青年在街头相遇。几句口角，双方爆发了激烈冲突。混乱中，年轻的高瑞被击中头部，次日在家中不治身亡。弟弟惨遭横祸让哥哥高璟无法接受。他辞去了工作，变卖了房产，开始了跌宕起伏的追凶之路。

 

　　这场会面有点特殊。就在不久前，由于高璟的努力，犯罪嫌疑人赵银鹏和同伙被缉拿归案。当天赵银鹏的父亲和律师也来到了现场。这是双方当事人的第一次非正式见面。“他们是带着赔偿金赶来的。早上刚下火车，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不如让赵爸爸和律师也说几句。”气氛有些紧张，杨斌赶忙出来打圆场。

 

　　仇恨就像一个双面恶魔，既能摧毁别人，也能吞噬自己。看着被冲昏头脑的高璟正在复仇的深渊里苦苦挣扎。他双眼发红，整夜失眠，甚至逼妻子和他离婚。杨斌深深动容。而赵银鹏这样的年轻人又何尝不让人同情？他们涉世未深，也一度怀着青春梦想，却始终赶不上祖国这辆飞速行驶的列车，只能被甩在车轮下，忍受着底层的倾轧。

 

　　这个社会已经满是戾气。如果能减少一些，改变一点，也算功德圆满。杨斌只想做一个调解者、见证者、同行者。

 

　　她料想过这将是场持久战，两个多小时的会谈不会有多少实质性进展，只能靠似水柔情、和风细雨。没想到，会面后的第二天，高璟主动打来了电话，身心疲惫的他终于同意接受赔偿。“太好了！”杨斌长嘘一口气。

 

　　诗人纪伯伦说过，伟大的人都有两颗心，一颗在流血，一颗在宽容。再深的仇恨，也无法永远背负。有些执念，终究是要放下的。

 

　　检察官的纠结

 

　　这些年，杨斌一直在与各种复杂的伦理困境打着交道。她的名字听起来气宇轩昂，而一旦见到她本人，远远地就能感觉到骨子里透出的悲悯。

 

　　2007年，身为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杨斌为当时“溺死自己女儿的母亲”周模英辩护。当她那份带着人道主义关怀的辩护词被公之于众，舆论一片哗然。一个代表正义的检察官居然在为“恶魔”求情？众人不解。压力一度把她逼入了人生的最低谷。直到最近两年，看着这个迅速崩坏的社会，人们才真正理解了她当年挺身而出的价值。

 

　　中国刑事案件被害人一直是个严重边缘的群体。法院“空判”现象严重，赔偿执行率极低。即使获得救助也是杯水车薪。大部分被害人家庭不得不面对父母“老无所养”、子女“幼无所育”的窘境。办案多年，她常常有感于命运无常、世态炎凉。关爱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家属，为他们带去精神抚慰，是她多年夙愿。当年杨斌的硕士毕业论文，一度把焦点聚集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究》上。可是，国家机器如此庞大，个人又能如何？

 

　　2008年的一个夏夜，四周静悄悄。突然从一间出租屋内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几分钟后，陈晓把水果刀插进了好友小天的身体。一颗鲜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而杨斌也被卷进了两个家庭被改写的命运里。

 

　　“我试过自杀，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判我死刑吧，我罪有应得。”杨斌还记得，陈晓坐在她面前嚎啕大哭的样子。案发第二天，那个男孩鬼使神差地回到犯罪现场，束手就擒。为陈晓做辩护，让杨斌的心纠结不已。站在一名检察官的立场，她需要用法律武器为逝者讨个公道。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她的恻隐之心再度翻腾起来。特别是在翻阅案宗时，被告寒苦的出身，让她无法释怀。

 

　　陈晓的家乡在四川彭水一个偏远的山村。有着严重暴力倾向的父亲经常动不动就对母亲和姐姐们拳脚相向。因为没钱医治，大姐得了小儿麻痹症后成了瘸子，嫁给了一名聋人，又生下了一个残疾的孩子。15岁就出来打工的二姐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她刚刚倾尽所有帮家里盖了栋勉强像样的房子，还指望着给弟弟娶个媳妇。

 

　　这样的成长环境，能全怪他们吗？杨斌问自己。她告诉陈晓的二姐，如果能凑些钱赔偿给受害人一方，请求原谅，或许法官在量刑时会有所考虑。然而，这家人实在太拮据。就连坐火车到广州来旁听庭审的费用，也无能为力。

 

　　好在经办的女法官刀下留人，给陈晓判了死缓。被害人家属不服，提出抗诉。又是一番艰苦的挣扎，杨斌狠了狠心，不得不在审查报告上，写下了“不予支持”的意见。她已经做好了接受被害人家属吵闹、诅咒，甚至上访的准备。

 

　　然而，当她拨通了电话，详细解释了法律缘由后，电话那头居然平静地接受了，连一句责问的话都没有。这是多么善良的一家人啊！当初开庭的时候，小天的父亲就一直在咬着牙克制情绪。他没有谩骂一句，只是反反复复地问：“为什么、为什么？”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却表现出了极好的教养。这样的被害人家属，怎能不让人揪心，怎能不让人尊敬？一种前所未有的内疚和羞愧感向她袭来。

 

　　2010年9月，持续的暴雨让海南省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那里曾是小天温暖的故乡。一天，二姐从北京给杨斌打来了电话。在被告服刑的这几年里，这个家庭一直和她保持着联系。只要有机会去北京出差，杨斌都会去二姐打工的沐足城看看。

 

　　二姐在电话里喃喃地问：“姐，你有没有小天家的电话？我看到了电视上说，海南发水灾。我想给他们寄点钱。”杨斌一下子愣住了，办案12年，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主动的家属。第二年，二姐又对杨斌提起，自己有好几次想给小天家打电话，但是担心不被原谅，迟迟不敢。事情能进展到这一步，是杨斌没有想到的。她突然意识到，或许自己才是那把帮助双方解开心结的钥匙。

 

　　迟到的探访

 

　　2013年春天的一个周末，借着年假之机，杨斌踏上了海南的红土地。穿过大片大片的甘蔗林后，她见到了小天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一个尴尬的国营农场。77岁的爷爷，74岁的奶奶，46岁的父母亲，以及初中辍学的弟弟，构成了这个留守之家的全部。尽管多年来与双方当事人都有着真诚的沟通，但是杨斌的到来还是将这个家庭最不愿面对的伤疤再次撕裂。果然，第二天午饭后，爷爷刚开口说了一句：“我有点事和你讲”，全家人就都哭了起来。

 

　　自从大孙子出事后，每逢过年过节，爷爷都不敢坐在家门口。一看到邻居在外打工的孩子回家，他就忍不住想哭。当年去广州处理后事、请律师，从亲戚朋友那儿东拼西凑了五万多块钱。如今，家里还欠着三万多的外债。初中辍学在家的小孙子想去打工，可一家人已经不敢再放他走了。

 

　　杨斌表达了陈晓一家人的歉意，试探地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和被告家属见面。结果爷爷还是拒绝了。“要是孙子没出事，现在也该结婚了。”他摆摆手，喃喃地说：“发生这样的事情，谁也不愿意。我不怨他们，让他们安心吧！”

 

　　可是杨斌又如何能安心。这样的一家人默默承受着生活的残酷和命运的无情，从来没有提出过经济上的任何困难和要求。她再也无法袖手旁观。

 

　　天祥关爱计划

 

　　这一段发生在两个破碎家庭的往事，驱使她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2013年6月，在绿芽基金会理事长蔡文方的帮助下，杨斌发起了广东省内首个专为刑事案受害者设立的救助组织—“天祥关爱计划”。“天祥”是杨父的名字。这位朴素的老人为救助行动捐出了第一笔启动资金5000元。

 

　　“天祥关爱计划”希望通过对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的人文关怀和人道救助，促进双方的谅解与宽恕。受助家庭可以一次性获得3000元资助。而那些特别困难的家庭个案，还有可能获得专项基金的持续资助。

 

　　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门为被害人提供社会支持的服务机构，也没有被害人及其亲属、企业公司等自发建立的援助组织。与之相比，各种被害人庇护所、受害者支援中心、康复中心却能在发达国家的社区里广泛分布。从这个角度而言，“天祥关爱计划”意义不同一般。

 

　　2013年7月，杨斌将“天祥关爱计划”的第一笔资助3万元送到了海南，交到了小天一家人手中。而后，她把目光瞄向了正在复仇路上苦苦支撑的高璟，于是，便有了开头出现的那一幕。在微博中她这样写道：“他们用善良和美德克制了内心的报复冲动。他们告诉我们，在这个社会，也会有这样美好的情感：宽恕与救赎。”

 

　　就像一个摆渡的艄公，杨斌一次次把世人从苦难的这头，引向了希望的那头。

 

　　她在渡人，亦在渡己。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案件当事人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