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有的人都无法逃开整个人类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困境这一事实。在工业文明产生后,人类对自然资源疯狂地占有、使用与一味地征服,酿造了吞食自己的恶果:各种各样的生态危机。人类不反思,不做出新的改变,那么,等待我们的只能是和自然共同走向毁灭的灾难性结局。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空前紧张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之下,生态文学的出现便成为一种必然。

　　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生态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的问世,标志着世界生态文学时代的来临,开始了一个自觉地表达生态意识、深入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阶段。此后,美、英、法等世界各国出现了各种体裁的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批评也相应地兴盛起来。国外生态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范畴:生态文学的思潮、思想内涵的宏观性研究;对于古代、近代生态思想的清理与研究;有关生态文学发展历程的研究;对于各国各地区具体作家、具体文本的研究。

　　大致看来,中国生态思潮的真正兴起要比西方晚20年到30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界才开始有了较为清醒的、自觉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主义及其文学。代表性标志是沙青、徐刚等人的生态报告文学、于坚具有鲜明生态文学风格的诗歌。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因为这一时期西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思想和生态文学作品已经由最初零散的翻译变为有体系、有系统的译介,中国生态文学作家的生态意识逐渐变得自觉,他们纷纷从西方、中国古代、现代寻找着生态精神资源,创作出了一些有明确生态意识的文学作品。作家马丽华、方敏、张炜、苇岸、杜光辉、温亚军,诗人于坚,报告文学作家李青松、王治安、徐刚等人创作出版了大量的生态文学作品,一时间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的生态文学研究几乎是与国外同步产生的,但发展不及国外迅速。1994年前后,我国学者提出了生态文学研究之命题(如佘正荣先生的《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与李欣复先生的《论生态美学》,应是最早以生态美学为题发表的文章)。此后十余年来,生态文学研究得到了一定发展,出现了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000)、徐恒醇的《生态美学》(2000)、皇甫积庆的《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2002)、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2003)等优秀的生态文学研究论著。综观之,它们以国外生态文学研究、生态文学宏观理论研究、生态文学文本研究等范畴为主。到21世纪初,国人对“生态”一词已经不再陌生,这一词语频繁地出现在学术刊物和各种媒体上,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

　　然而,依然有学者对生态文学这一文学形式和生态文学研究抱着怀疑甚至轻视的态度。在某些学者看来,被界定为生态文学的作品几乎没有真正的文学价值,生态文学研究也没有什么必要和意义。

　　在我看来,生态文学是文学领域中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在全球“世界公民”共同面对生态危机之时,它的出现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不阅读生态文学作品,就想当然地认为它不过是些反映自然生态危机的报告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确实,生态文学有揭示自然生态恶化的责任,许多生态文学作品就以此为己任,然而,不能因此就否定生态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会有不同的标尺,有的文学作品以其深切的宗教关怀、道德关怀获得恒久的价值,有的文学作品以其艺术形式上极端先锋性而显现出自己的价值,更有的文学作品以其对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揭示而留名于文学史,由此可见,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价值不应因其偏重的题材而受影响。尤其是在全球演变成“地球村”的过程中,生态文学就更加清晰地显现出了特殊的意义。

　　生态文学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质,它是生态学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文学形式,具有强烈的生态预警特点,同时,它的生态整体观立场给当下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可能性的出路。

　　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或Ecological literature)是一个合成词,很明显,尽管它仍然是文学之一种,但是其中渗透了许多生态学的思想。生态文学的意义之一就是用文学的形式发出未来世界因素的生态预警。卡逊《寂静的春天》一问世,就引发了强烈的争议,书中有关农药危害人类的预警在当时看来是惊世骇俗的,这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强烈地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卡逊本人甚至因此遭遇了有些人的否定攻击乃至谩骂。但是,卡逊的观点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和支持。有关这本书的讨论最后演变成了关于生态的大讨论。回溯20世纪的生态思潮史时,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拉开这场生态思潮的帷幕的,是生态文学。生态文学的生态预警意义正如阿尔·戈尔为《寂静的春天》所写的前言中评价的:“《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进程。”蕾切尔·卡逊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

　　生态文学所持的生态整体观主张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并不意味着生态文学蔑视人类或者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灾难的恶果和生态危机的现实使生态文学家认识到,只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消除生态危机,而凡是有利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最终也一定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在这一点上,生态文学势必会对人的言行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会对目前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提供一种可能性的出路。换句话说,只有人类把一些严重危害自然生态的行为放弃,不把自己看作自然的中心,才有可能逐渐远离生态危机。

　　其次,生态文学研究已经显现出跨文化的趋势,这为我们全球化语境中进行一种新的和谐文化建构提供了新思路。生态文学的产生根源是因为人类面对的空前的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它没有国界、民族之分。要从本质上克服生态问题,就必须进行全球性的合作。自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往往拘囿于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缺少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挖掘精神资源的精神与行动。生态文学思潮涌起后，西方的一些学者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生态文学的精神资源。这时，中国的学者也惊喜地发现,祖先创造的文化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生态思想，比如:“道法自然”、“物无贵贱”、“用物以度”等等。他们拥有研究生态文学精神资源的天然优势,并为此开始进行努力，，张皓、曾繁仁、吴建民等纷纷就此进行了论述。可见,生态文学的研究已经出现了跨文化的趋势。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把生态问题变成了一个全人类共同关注的大问题,人类如何才能在解决危机四伏的自然生态的同时解放自己的人性?今天的人类已经不可能回到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历史之中,未来世界只有在文化多元、相互融合的状态下发展。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能够真正走向世界,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发挥出它的优势,它将遏制西方工业文明给世界带来的物质的疯狂贪欲,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上的灾难。生态文学正是在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都危机四伏的今天,为同样危机四伏的文化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多元融合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来看明亮而罕见的生态文学文本——《瓦尔登湖》、《大地上的事情》,我们内心会升起一片澄明;当我们看另外一些同样罕见的生态文学文本《哀滇池》、《狼图腾》等时,内心掀起的是对人类的愚昧和技术主义的质疑和讨伐。

　　我们必须看到,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日益兴起已经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一股蓬勃之气,它拓宽了文学的审美疆界,它给传统的文学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它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新型的视角与新型的价值体系,它加大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的空间,它为全球化语境下建构新的平等的、和谐的文化提供了可能。惟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建构起真正和谐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而这正是生态文学丰厚深远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