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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旅游法》本月正式实施，该法明确提出，旅游者应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但是，十一假期仍然有不少关于游客素质差的报道，还有一些照片记录下违反公德的行为。前一阵子，还频频有中国游客在境外旅游不文明行为的报道，从埃及神庙上的“到此一游”，到帕劳潜水时发现中华烟，到卢浮宫前水池泡脚，再到无视警示在比萨斜塔前草坪野餐。最近几年的“全球最差游客”调查中，中国游客总是名列前茅。

　　人们往往在这些不良行为中看到公共道德的缺失，但公共道德的缺乏与不良行为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一种看法是，不良行为是因为缺乏公共道德的知识，只要知道了，行为就会有所改变。其实并非如此。现在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不良行为，其真正原因都不是不知道，而是明知故犯。而明知故犯的一个根本原因便是缺乏一个人应有的自尊，因而不能在公共行为上自重和自爱。

　　社会心理学家罗森伯格（MorrisR osenberg）把“自尊”（self-esteem）界定为一个人基于自我价值的认知行为。自尊不只是对自己有良好评价和正面看法，而且更是有与此一致的行为。一个人自我感觉良好但却行为不端，这不是真正有自尊。因此，任何一个自恃甚高的人，他的不端行为仍然会被视为“不自重”和“不自爱”。

　　社会学家荷威特（John P.H ewitt）在《自我与社会》一书中指出，自尊总是通过某种情绪表现出来，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荣誉感和羞耻心。因此，行为不自重、不自爱的人也常被看作是不要脸、厚脸皮和无羞耻。

　　不要脸和厚脸皮往往表现出一种病态和扭曲的“自尊”，觉得自己特牛，特有面子，特了不起，所以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的行为。

　　一些在国内旅游或国外旅游的人，由于觉得自己财大气粗，就特别容易有不自重、不自爱的行为，一旦被别人批评，还特别容易有偏不买账的逆反、敌对情绪，认为是别人看不起他，歧视他，错在别人，而不在他。几年前有报道说，一些中国游客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前骑铜牛，被批评后，外交部某官员辩护说：“这是一种习惯而已。例如喜欢聚众、喜欢大声说话。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嘀嘀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他还说，“如果那个铜牛不让骑，就应该立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攀爬’。……这些是文化差异，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也不能单靠一方的努力，而是需要双方共同沟通，相互理解。”

　　这种狂妄的文化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看起来是民族自尊，其实是一种畸形的民族自恋。对个人来说，自恋（narcissism）是过度的、没有价值标准地爱自己，对一个民族来说也是一样。

　　自恋一面是狂妄自大，另一面则是封闭自卑。自恋使得个人或群体经不起一点点的外来批评，习惯于把一切批评都当作心怀叵测的恶意攻击和诽谤造谣。

　　自尊是人的基本需要，也是人在群体中有所道德行为的根本条件。行为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自尊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小在特定环境中潜移默化培养而成，父母对待子女、老师对待学生、政府对待国民的方式对大多数人的自尊和自重发展有重要影响。人越是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尊重，养成自由思考、独立判断、理性抉择的习惯（当然需要有社会、政治的条件），就越能培养自尊和公共行为所需要的自重和自爱。

　　真正的自尊和自重必须由个人内心的道德力量来支撑。心理学家马斯洛把自尊看成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他把自尊分为两种，一种是来自别人的尊重，另一种是来自内心的自我尊重。外来的尊重与一个人的身份、知名度、相貌、成功等等有关，内心的自我尊重来自一个人的信仰、价值观和做人的原则，它比外来的尊重更坚韧、更持久，也更有价值。只有内心的自尊才能使一个人相信，我是一个好人，好公民，并以此感到荣耀、幸福和骄傲。比起外来的约束，这种内在力量对人的公共行为有着更大也更可靠的正面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