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蕾切尔•卡逊却发现美国中部一个城镇的“奇怪的寂静”：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以及鸟儿们，那里的春天突然变得静悄悄。导致“寂静的春天”的元凶是20世纪人类普遍施用的可怕的人工化学物质。无独有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应的生态代价：人工化学物质的滥用带来的环境污染就“首屈一指”；自然资源的盲目开采带来的生态破坏也“功高至伟”：“当前，我国经济仍然处于资源型经济发展阶段，人们活动强度具有明显的破坏性，高出世界水平3倍至3.5倍，平均每人每年搬动土石方的数量是世界平均值的1.4倍，整个中华民族及其子孙后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自然资源和环境支持系统已经受到严重损坏。”人类由此陷入一个困境：经济发展得越快，生态危机就越严重，这类似于哲学上的“霍布斯的困境”。

　　目前，生态危机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已经超越饥饿、瘟疫和战争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大梦魇。生态危机最直接的体现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极具生态意识的学者们把矛头对准了“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关于人类主宰和统治自然的观点，鼓励了人对自然的掠夺，因而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于是人类中心主义一经从“无知之幕”的后台被扯到前台后就背负骂名。前卫的学者们的精湛反思虽然是值得肯定的，但却仅局限于“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的单一维度，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追溯也就止步于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鼓励人对自然无节制的物质占有和贪欲，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际和人心之中。可见对于生态危机的反思应是一个三维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其真正的根源之所在。我认为，目前我们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认识依然未能走出“柏拉图的洞穴”。

　　生态危机的三维结构

　　近代以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暴风骤雨过后，上帝的光环渐渐隐退，人类中心主义的大旗徐徐升起。人类中心主义这个词语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发明的，它在本体论上，坚持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凭借理性为自然立法。在价值观上，认为人具有内在价值，其他存在（包括自然）只有工具价值，人类是价值评判的唯一标准。在认识论上，主张身心对立/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这种机械的思维方式注重分析和还原。它是一种生长于工业社会土地之上的人性之花。在这花香之中，物质力量称霸天下，生产力拜物教横行环宇，经济效益最大化取得话语霸权！于是“文明人足迹走过，只留下一片荒漠。”

　　生态危机的天人之维生态危机的天人之维是指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这是生态危机最直接的体现。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化成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作为主体依靠理性支配客体。正是理性告诫人作为万物之一，应自觉恪守本分，恪守在丰富多彩的自然界坐标系中的位置，与万物一起共同缔造一个良性互动、协调共进的生态文明！但是随着理性，特别是科技理性伟力的凸显，人们开始像崇拜上帝一般迷恋理性。而当理性被滥用，理性也就非理性化了，人类对自然的支配也就陷入了颠狂状态。即“而在工业人那里，地球就不曾有过生命，它的恰当的角色是能源库、物资库和垃圾场，为了得到能量不惜毁灭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可见，生态危机的本体论根源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论根据——理性主义——的非理性化。

　　生态危机的人际之维生态危机的人际之维是指人与人关系的错位。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其他存在物的价值评判标准。但是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人从来就不是以“类”的形式存在的。即“‘人类’一词作为‘人类全体’的全称性概念至今还是一个带有一定虚假性的概念。因为人类尚未真正整合为具有共同意志、共同目的和共同利益的‘类’整体。在现实生活中大量表现出来的是个人中心主义和以阶级、民族、种族以及国家等为载体的‘群体中心主义’。”因此，从“人类中心主义”产生的现实语境看，实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在实际中，人“类”中心主义表现为发达地区掠夺性地开发落后地区的自然资源，城市向农村转移污染，造成生态的二元化和环境的不正义。这样一来，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就进一步深入人际之中，使得人与人的关系错位。可见，生态危机的价值观根源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实然状态——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危机的人心之维生态危机的人心之维是指人的身心关系的对立。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坚持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制造出一整套的还原主义的分析方法。实际上，“单靠科学理性的分析和还原不仅带有主客二分对象观的遗迹，更得不出人对世界全部具体的经验体验：不光得不出人在现实世界的切身感受，尤其得不出哲学和宗教上关于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精神体验。” 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不仅把人的身心对立，而且忽视了人与自然的整体性，使得人对自然的认识依然停留在生物之层面。即在自然面前，人跟其他生物一样仅仅表现出自身的生命冲动或欲望，此称之为人的生物性天性。问题在于其他生物的天性是在自然可以接纳的体系之内的，而人的天性生来远强于其他生物，再加上人类中心主义文化的鼓噪，人们不仅从未考虑合理限制此天性，而且纵容其进行疯狂地反自然扩张，最终导致生态危机。可见，生态危机的认识论根源在于人类中心主义鼓噪之下的人的天性的反自然扩张。

　　综上所述，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个复杂的系统，简单地归结为将其人类中心主义是不严谨的。笔者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其本体论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立论根据——理性主义——的非理性化；其价值观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实然状态——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化；其认识论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鼓噪之下的人的天性反自然扩张的疯狂化。

　　生态危机的出路

　　我们对生态危机问题追本溯源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为人类走出生态危机提供一些积极的建议。我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范式之下，人类是无法走出生态危机的梦魇的。走出生态危机需要走出中心主义，既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又要走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笔者称之为“超越中心主义”，即事物的相互联系比它们的相互对立更重要，世界的多元发展比其单向的线性进步要来得更稳定。特别是在人与自然这个复杂的大系统中，所有的生态要素都是自然生态系统稳定运行不可或缺的。它们既各司其职、各有所用又彼此依存、相互作用。根本无所谓主要和次要之分、中心非中心之别。

　　在超越中心主义范式中，人类认识自然、认识他人、认识自身的方法不是单靠“分析”还有“对话”。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需要把自然当成平等的对话伙伴，即马克思说的人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在超越中心主义的范式中，这种对话是可能的。因为，此时“自然”不再是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下的客体，而是具有了主体性。实际上，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就包括着关于自然主体性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种对话也是现实的。因为，此时人依然还是主体，人能够通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不是退化回自然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积极对话，达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和解”。

　　总之，超越中心主义是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对于解决当下日益严重的人与自然之紧张、人与人之错位关系、人的身心之对立的三维结构的生态危机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

　　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充满艰辛与挫折。时下，我们已然处于危机与希望共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21世纪，在生态文明的主旋律面前，我们多少显得有些仓促：发展问题还没有解决，又不得不考虑生态问题。但是作为后发国家，最大优势就在于能够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在生态危机的问题上，国外的技术层面“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已为我们所熟知，其哲学层面上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也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概言之，深刻认识到生态危机的三维结构和超越中心主义的范式才能走出生态危机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