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哲学是什么感到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哲学从远处看有点怪异、无关紧要、乏味,而它也让人还有那么一点点兴趣,但人们很难确切指出真正的兴趣点在哪里。哲学家是什么人?他们是做什么的?为什么我们需要他们?
幸运的是,答案已经包含在哲学(philosophy)这个词里面了。希腊语里philo意思是爱,或者投入,sophia意思是智慧。哲学家是投身于智慧的人。
“智慧”这个说法很抽象,但它的概念并不神秘。智慧意指努力做到生死得宜,在生存的混乱处境中过尽可能好的生活。智慧的目标是实现。你可能会说是“幸福”,但“幸福”可能会误导,因为它让人想到持续的快乐,而“实现”似乎和很多苦痛相符,而这是每段像样的人生必然经历的。
所以哲学家或者“投身于智慧的人”是指努力用系统的知识来解决人如何最好地达成个人和集体的实现的那些人。
在追寻智慧的过程中,哲学家们发展出一套特定技能。千百年来,他们已成为很多普遍的大问题的专家,人们面对这些问题表现得不是很有智慧。这其中有六个主要方面:
1. 我们不去问大问题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工作上我应该怎么做?社会走向何方?什么是爱?大多数人在某个时刻(通常在梦里)总会有这些疑问,但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又感到绝望了。它们在社交圈里的地位和笑话差不多:我们不好意思说出口(除了青春期的某些短暂时刻),因为我们害怕被认为自命不凡,不着边际。
但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得出了合理的答案我们才能有意义地管理我们的精力。
哲学家们不惧怕这些大问题。千百年来他们提出过最大的那些问题。他们意识到这些问题总能被分解为更好解决的部分,而真正的自命不凡是认为人经常不屑于提出听起来很幼稚的问题。
2. 我们易受常识错误的影响
公众的想法,或者称为“常识”,在无数领域是明智的、合理的。它是你从朋友和邻居那儿听来的,不假思索就假定正确而接受的那些东西。每天媒体也滔滔不绝讲述它们。但常识在某些情况下也充满愚蠢、错讹和非常糟糕的偏见。
3. 我们在精神上很困惑
我们不善于了解自己的头脑里在发生什么。我们知道自己很喜欢一首曲子,但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我们觉得见的人很讨厌,但也不能确切地说清楚问题在哪里。我们怒发冲冠,但也不容易搞清楚我们为什么那么生气。我们缺乏对自身喜怒哀乐的洞悉。
4. 我们对于什么使我们幸福的看法很混乱
我们极力追求幸福,但在这过程中不断地犯错。我们对一些能提升生活的东西估计过高,对其他一些估计过低。在消费社会里,我们犯错是因为被虚假的诱惑吸引,不断地想象某个假期、汽车或是电脑会让生活大不同。同时我们低估了其他东西的作用——比如散步、收拾橱柜、进行有条理的谈话或者是早点上床睡觉。这些听起来不那么令人向往,但对我们存在的品质大有裨益。
哲学家们通过更准确地找出真正能让我们生活更好的行动和态度来追求智慧。
5. 我们的情绪可能把我们引往错误的方向
我们是免不了有情绪的生物,但我们经常忘记了这个让人不安的事实。偶尔某些情绪——某种愤怒、嫉妒或者气愤——给我们带来大麻烦。哲学家们教我们思考情绪,而不只是有情绪。我们可以通过理解和分析我们的感受,来学习情绪是如何以意想不到的、与直觉相反的、有时候很危险的方式来影响我们的行为的。
6. 我们会恐慌,不能权衡轻重
我们不断地失去权衡轻重的判断力。而权衡轻重是哲学家们擅长的。斯多葛派哲学家芝诺在得知他在海难中失去了所有的财产的时候淡淡地说:“命运让我成为少点拖累的哲学家。” 这样的反应让“哲学的(philosophical)”这个词代表了镇静、深谋远虑和坚韧刚毅,简言之,能权衡轻重。
我们所称的“哲学史”包括了由千百年来为解决人们愚蠢这个问题的种种努力和尝试。比如古代雅典,苏格拉底特别关注人们思想混乱的问题。他感觉到人们并不了解一些关键思想的确切含义——比如勇气、正义或者成功——即便人们总是用它们谈论人生。苏格拉底建立了一套方法(现在还以他的名字命名),通过故意唱反调用来明确你的想法。目的不是要改变你的想法,而是测试你用来指导人生的想法是否站得住脚。
几十年以后,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试着让我们面对大问题更加自信。他认为最好的问题是问一个东西有什么用。在很多著作里他都这么做,他问道:政府有什么用?经济有什么用?金钱有什么用?艺术有什么用?换做今天他可能鼓励大家问:新闻媒体有什么用?婚姻有什么用?学校有什么用?色情作品有什么用?
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们在古希腊也非常活跃,他们喜欢研究恐慌。斯多葛派注意到恐慌真实的特征是:我们恐慌并不仅仅因为发生糟糕的事情,而是当我们假定一切顺利的时候它们出人意料地发生了。所以他们建议我们应该对这样的观念习以为常,即危险、麻烦和困难随时会发生,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好准备不必恐慌了。
学习哲学的总任务是去吸收这些以及其他很多教益,运用于今日世界。重点不在于知道这个或者那个哲学家说了什么,而是致力于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运用这些智慧—从现在就开始。
哲学智慧在现代大多是通过书籍的形式来传播。但在以前,哲学家们会坐在集市广场上,与店家讨论他们的思想,或者走进政府部门和宫殿建言献策。付钱请哲学家是很正常的。哲学被认为是正常的、基本的活动,而非不同寻常的、深奥难懂的,或是可有可无的。
如今,我们不大会公然否定这种想法,我们总能从这里或那里得到关于智慧的只言片语,但我们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机构来条理清楚地宣传智慧。未来当哲学的价值更清晰一点,我们可以期望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遇见更多哲学家,他们不会被关起来,躲在大学科系里,因为我们的生活由于缺乏智慧而弄得一团糟的情况早已屡见不鲜,亟待我们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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