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的监禁生活使得萨拉·舒尔德（Sarah Shourd）的大脑开始衰退。她开始产生幻觉，常常听到脚步声、看到闪烁的光线。大部分时间，她都蜷缩在门边，透过门上的一道缝隙听外面的动静。

 　　那年夏天，三十二岁的萨拉和两个朋友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Kurdistan）的山里徒步旅行，之后他们迷路了，在伊拉克同伊朗接壤的边境上被伊朗军队逮捕。他们被控间谍罪，被单独拘禁在了伊朗首都德黑兰（Tehran）的埃文（Evin）监狱里，每个人单独一间囚室。她忍受了一万个小时与世隔绝的生活，之后才得以释放。这次经历给她留下了诸多创伤，其中之一便是幻觉的出现。

　　“透过眼角的余光，我开始看见闪烁的光线，环顾四周却发现什么都没有。”2011年，她在《纽约时报》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在某个时刻，我听到有人在尖叫，直到感到某个友善的狱卒把手放在我脸上，设法让我清醒过来，才发现那尖叫声是自己发出来的。”

　　我们偶尔都想一个人待着，为了避开要我们帮忙的同事或者喧嚣的人群。但孤独不仅仅是指一个人待着而已。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长期与社会隔离不是件好事，对人的精神造成的影响尤其恶劣。我们之所以会了解到这一点，不仅来源于像舒尔德这样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所写的报告，还来源于关于孤独和感觉剥夺效应的心理学实验，其中的一部分实验由于被试表现出的极端且怪异的反应而被迫取消。那么为何当我们展现出真实一面的时候，大脑的反应会如此激烈，有什么方法可以加以阻止吗？

身处监狱高墙里，人受到孤独的戏弄并因此而感到焦躁不安。（Flickr/Cyri）

 　　我们起码都知道孤独对人的身体是有害的。长期处于孤独状态的人血压偏高，更易感染疾病，还更易患上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俗称老年痴呆症）和痴呆症。孤独还会对人体一系列的日常机能造成损害，比如睡眠模式、注意力、逻辑和语言推理能力。这背后的机制尚不清楚，但已知的是社会隔离会导致极端的免疫系统反应——应激激素和炎症的双重爆发。这对我们的祖先而言也许没什么危害，因为当时远离人群要冒很大的安全风险，但对我们而言，结果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有害的。

 　　孤独给人带来的最深刻的一些影响还历历在目。首先，孤独扰乱我们对时间的感知。最奇怪的效应之一就是那些长期生活在地下、不见天日的人觉得时间变慢了。1961年，法国地质学家迈克尔•斯佛尔（Michel Siffre）为了研究位于法国境内阿尔卑斯山的地下冰川，开始了为期两周的探险活动。黑暗生活对人体生物学的影响令他心醉神迷，最终在那儿待了两个月。他决定丢掉自己的手表，开始像动物一样生活。后来，迈克尔跟他的研究团队在陆地上开展计数时间的实验，他们发现他花了五分钟时间才数完他所认为的两分钟。

 　　社会学家和洞穴爱好者毛里奇奥·蒙塔尔比尼（Maurizio Montalbini）也提出了类似的“时间变慢”模式。1933年，毛里奇奥在意大利靠近配扎罗（Pesaro）的一处地下洞穴里待了366天，这处洞穴原本是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为了模拟太空任务而设计的，毛里奇奥由此打破了他自己创下的世界记录。他回到地面上来之后，被告知只过了219天。他的醒睡周期几乎延长了一倍。自那时起，研究人员就发现黑暗中的人们会逐渐适应48小时的周期：36小时的活动时间，之后是12小时的睡眠时间。其原因尚不明了。

迈克尔·斯佛尔在黑暗的地下待了九周后回到了地面上。之后，他都需要戴眼罩来保护眼睛。（Getty Images）

 　　除此之外，斯佛尔和蒙塔尔比尼还表现出间歇性精神波动。但同二十世纪中期那些臭名昭著的感觉剥夺实验中被试所表现出的极端反应相比，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据说中国曾利用单独拘禁的手段给那些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士兵洗脑。美国和加拿大政府也对此趋之若鹜，两国的国防部门资助了一系列研究项目。时至今日，这些研究可能仍存在伦理上的争议。

 　　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在位于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医学中心（McGill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开展了规模最大的一项研究。麦吉尔大学的研究人员付费邀请了一些志愿者——以大学生为主——让他们在隔音小房间里单独待上几天甚至几周，在此期间不得与任何人进行接触。研究人员的目标在于将知觉刺激减少到最小，同时观察被试在几乎没有任何事发生的情况下会做出何种反应。他们让被试戴上半透明面罩、棉手套以及长度超出指尖的硬纸板做成的袖口，被试的感觉、视觉、听觉和触觉几乎受到了剥夺。据《科学美国人》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当时的报道，研究人员让那些被试躺在U型泡沫枕头上以减少噪音。另外，通过不断制造出空调设备的“嗡嗡”声来掩盖一些微弱的声音。

 　　几小时后，这些学生变得非常焦躁不安，开始渴望感觉刺激，开始自言自语、唱歌或背诵诗歌，试图打破单调的氛围。之后，许多人变得忧虑，情绪上很容易激动。他们的精神状况也不好，在算数和词汇联想测试中都表现欠佳。

感觉剥夺会导致幻觉。有时候，人会看到几何形状或者一些光点，之后的景象会变得越来越奇怪。（Akuei/Flickr）

 　　不过最坏的影响还是幻觉的产生。一开始，人会看到一些光点、线条或者形状，渐渐地，会看到一些奇怪的场景，比如松鼠扛着布袋子跑过或者一排眼镜穿过一条街道。他们无法控制眼前出现的景象，比如有个人一直看到狗，另一个人则总是看到婴儿。

 　　一些人还会经历幻听，比如听到音乐盒或唱诗班的声音。另一些人则会幻想某些触觉，比如有一个人曾经感到自己被子弹射中手臂，另一个人则在伸出手碰到门把手的那一刻感到一种触电的感觉。实验结束后，这两个人发现很难摆脱那种真实感，他们深信整个实验房间是运动的，或者房间里的物体不断地变换形状和大小。

　　Distressing end

　　痛苦的结局

 　　研究人员本来打算花上几周的时间来观察这些被试，但被试在实验过程中表现得太过痛苦，导致实验中断。很少有人能够撑过两天，更别提一个星期了。赫布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American Psychologist）中写道：“这次实验的结果令我们感到很不安…听说世界的那一头，中国人正对囚犯进行洗脑是一回事，而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里，光是连续数日地剥夺那些健康大学生平常的视觉、听觉和触觉就已经扰乱了他们的精神状况，这完全就是另一回事。”

　　2008年，临床心理学家伊恩·罗宾斯（Ian Robbins）联合英国广播公司继续开展了赫布的实验，将六名志愿者单独隔离在隔音房间里长达48小时，那里曾被用作核掩体（nuclear bunker）[2]。研究人员得出了类似的结果。被试在实验过程中深受焦虑症、极端情绪、妄想症和其他严重精神问题的折磨。他们还产生了幻觉，比如看到五千只空牡蛎壳、蛇、斑马、小汽车、上升的房间、蚊子以及在四周盘旋、轰鸣的战斗机。

　　为何受到感觉剥夺的大脑会产生这些错觉呢？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大脑中通常处理感知觉之类持续性任务的部分已经习惯于处理大批量的信息，诸如视觉、听觉和其他环境线索。但在缺乏大量信息的情况下，罗宾斯如此说道：“各种神经系统对大脑中央处理器的输入仍在进行，但输入方式却是无意义的。因此，不久之后，大脑便开始赋予这些神经系统意义，让它们形成一种模式。”大脑根据一些片段创造出整个的景象。换而言之，大脑试图通过已获取的部分信号创造一个现实，不过最终创造出的只是一个虚幻的世界而已。

 　　对我们而言，这类精神状况也许是意料之中的事。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其他灵长类动物在隔离状态下都不是很稳定。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之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在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针对恒河猴开展的实验。哈洛观察到，这些猴子在经过30天的隔离生活后，仍然感到非常的焦躁不安。一年后，彻底失去了“交流”能力，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互动。（类似的社交能力丧失在人身上也有所反映，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从罗马尼亚孤儿院中营救出来的孩子们。自出生起，这些孩子几乎就被彻底剥夺了亲密的社会接触，其后的成长过程中表现出严重的行为问题和依恋问题。）

也许我们有时候渴望孤独，但从长期来看，孤独对我们的身心有害。（Getty Images）

 　　另一方面，我们主要通过和他人的接触从情绪状态中获取意义。生物学家认为人类情感之所以会进化是因为早期人类受益于群居生活，而情感有助于增进彼此间的合作。情感的首要功能是促进社交。要是没有人能够缓解我们那些害怕、气愤、焦虑以及难过的情绪抑或帮助我们认清这些情绪的存在是否恰当，那么过不了多久，这些情绪就会导致自我认知扭曲、感觉丧失或者严重的冲动行为。这些后果似乎是我们难以承受的。掌管我们社会生活的系统同时也能压垮我们。

 　　就拿如今美国那些警戒度最高的监狱里关押的两万五千名囚犯来说吧。来自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市赖特研究所（Wright Institute）的法医精神病学家特里·库珀尔斯（Terry Kupers）在采访了成千上万名这样的囚犯后得出了以下结论：这些囚犯在与社会隔离的情况下，没办法测试他们自身的情绪或者那些幻想是否恰当。这是其中许多人遭受焦虑症、妄想症和强迫症折磨的原因之一。来自美国圣克鲁斯镇（Santa Cruz）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心理学家克雷格·哈尼（Craig Haney）同时也是一位研究美国囚犯精神健康的首席权威专家，他认为一些囚犯之所以会故意挑起同狱卒间的野蛮对峙，仅仅是为了重新确认自身的存在感，也就是说，为了不忘记自己的身份。

　　应对措施

 　　然而，社会隔离不总是有害的。一些人具备更强的应对能力吗？通过训练能够抵抗最坏的影响吗？对此，科学家们所得出的肯定结论还不多，不过我们起码可以吸取那些在社会隔离中表现正常抑或有过挣扎的人的经验。

 　　舒尔德在伊朗遭受监禁的那段时期，可以说她属于那些应对能力最差的人的行列，因为她的遭遇完全是突发状况。对于有着同样遭遇的其他人来说，世界顷刻间被颠覆，他们对此表现得无可奈何——缄默不语抑或无法咬紧牙关坚持到情况好转的那天，因而，他们无法从中获取到任何意义。但他们总得从当下的困境中找出些意义来，或者从精神上把他们自己从每一天的现实当中抽离出来。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曾任伊拉克首席核问题顾问的侯赛因·沙赫里斯塔尼（Hussain Al-Shahristani）[3]却做到了。他出于道德原因拒绝了当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针对共同开发核武器的合作提议，因此遭到虐待并被关入巴格达附近的阿布格拉布监狱（Abu Ghraib）。在长达十年的单独拘禁生活中，他沉浸在了抽象的世界中，努力解决自己所创造出的数学问题，从而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如今，他是伊拉克能源部门副部长。医学领域学者和翻译伊迪丝·博恩（Edith Bone）在二战结束后，曾被匈牙利共产主义政府拘禁长达七年，在这期间，她采取了和侯赛因类似的应对方法。她把过期面包做成了一个算盘的样子，利用这个算盘来计算她对自己所擅长的六种语言所记得的词汇。

一些人认为服役经历也许能够防止社会隔离给人带来最坏的影响。（Thinkstock）

 　　假如你是某个军事组织成员，这样的经历对你也许更容易承受。曾救助过一些人质并为其提供过咨询服务的精神科咨询医师凯罗·弗莱彻（Keron Fletcher）自述说，他曾服役于英国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在此期间接受了模拟拘禁和审问演习，使得他后来能够很好地应对沦为敌军战俘所带来的打击。“这些训练教会你基本的应对方法，”他说道，“另外，你还知道你的战友会拼了命把你救出来。我想军人不大会感到无助或者绝望。带着无助和绝望生活是很可怕的事，它们会消磨你的斗志，蚕食你的应对能力。”

　　美国参议院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了军事思维模式所赋予的心理承受能力。他在越战中沦为战俘长达五年半，在这期间，他始终没有向审讯他的人低头，相反，审讯令他更为坚强。不过，针对两年的拘禁生活，他如此说道：“与世隔绝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它摧毁你的精神，比起任何其他形式的虐待更能削弱你的反抗意志…绝望这个强大的敌人很快会接踵而至。”

　　极端现实

 　　研究人们如何应对社会隔离的心理学家们从那些独自出行的探险者和登山者身上学到了很多。许多探险人士都缺乏和人的接触——尽管出于自愿，自然风光本身能够有效地替代人的陪伴，使他们不再沉浸于内心世界，转而沉浸在壮丽的周围景色中。挪威卑尔根大学（University of Bergen）心理学家格罗·桑达尔（Gro Sandal）采访了许多探险人士，询问他们是如何应对那些极端环境的。之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克服他们所处的现实是一种常见的应对机制。“这给他们带来更多安全感，使他们不那么孤独。”

　　一个类似的心理学机制能够用来解释为何那些因遭遇海难而被困孤岛的水手有时会在脑中幻想出同伴，以此减轻孤独感——他们正是因此而闻名于世的。这听上去就像精神失常，不过也有可能是一种应对的办法。水手埃伦·麦克阿瑟（Ellen MacArthur）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她在2005年那次破纪录的单人环球航行中将她的三体帆船命名为“莫比”（Mobi）。在航行过程中，她发电子邮件给她的支持团队，邮件落款是“爱你们的埃伦和莫比”。在她的公共账号上，则用了“我们”，而不是“我”。

水手们善于将无生命之物拟人化以此抵抗孤独的能力是为人所熟知的。（Thinkstock）

 　　孤独具有在击垮一个人的同时，举起另一个人的力量。伯纳德·摩特歇（Bernard Moitessier）和唐纳德·克劳赫斯特（Donald Crowhurst）的故事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明。这两位都参与了1968年《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所举办的环球帆船竞赛。比赛规定第一位不停歇地独自完成环球航行的水手将获得冠军奖杯。比赛进行到第313天的时候，由罗宾·诺克斯·约翰斯顿（Robin Knox-Johnston）摘得桂冠，其余的八位参赛选手都没能坚持到最后。他似乎很享受独自待在船上的时光，不过他可比不上法国人摩特歇。摩特歇是个苦行僧式的人，他在甲板上练瑜伽，把芝士喂给飞过身旁的海鸥吃。他发现一个人的航行如此愉悦，以至于只要一想到回归文明世界，就感到厌恶。虽然有很大的获胜机会，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比赛，继续在海上航行，直到又穿越了大半个地球才在塔希提岛（Tahiti，又称“大溪地”）上岸。“我不停地航行是因为在海上我感到很开心，”他说，“又或许是想拯救自己的灵魂。”

　　相反，克劳赫斯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遇到了麻烦。他没有充分准备便离开了英国，向海关提交了假报告，说他打算穿越南部海域，但实际上，他从未离开大西洋。在南美洲沿海漫步目的地飘流了几个月后，他变得越来越孤独、抑郁，最后回到了船舱里，把他对航行的幻想化作了两万五千字喋喋不休的哲学论文，之后跳海自尽。他的尸体至今未被发现。

 　　我们从这些关于忍耐和绝望的故事中能够学到什么呢？很明显的一点是：在隔绝人际交往的情况下，通常我们的精神力量会倒退很多。正如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所说的那样：很多情况下，孤独都可能是“所有的不幸叠加在了一起”。然而，另外一种更为积极向上的评价似乎同样有道理：即使我们孤独一人，也还是有可能找到同这个世界的联系，找到自身之外的慰藉。做好准备，保持不屈的精神会有所帮助。不过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想象的力量，这力量能够推到监狱的高墙，穿透地下的冰川，创造出虚构的同伴与我们同行。

　　本文摘自迈克尔·邦德所著《他人的力量》（The Power of Others）一书——由“一个世界”出版社发行(Oneworld Publications)。

 　　译注：

　　[1]迈克尔·邦德（1926年1月13日——）：英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作：《小熊帕丁顿》。

　　[2]核掩体：能够抵挡核爆炸伤害的地下隧道或洞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