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 Novick医生正在利比亚的托布鲁克医疗中心为刚出生三周的Naji做手术。

　　摄影：JORDAN CAMPBELL

　　撰文：Jordan Campbell

　　在利比亚东部托布鲁克医疗中心的手术室里，一台心脏手术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William Novick医生头顶的手术灯反射在他那件冰蓝色的外科手术服上，头灯照亮了孩子心脏，像是一道光芒直直照进了孩子的心里，这一切看上去是那样的庄严与神圣。

　　躺在手术台上的是刚出生三周的Naji。因为孩子病症较为棘手，利比亚当地的医生便将这一病例交给Novick来处理。Novick外科手术技巧高超且经验丰富，或许能够帮助Naji渡过这一道难关。手术室里，曲线图和闪烁的显示器连轴工作着，伴随着各种器械发出的高频声和蛇一样的嘶嘶声。手术已经连续进行了好几个小时，现场所有人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助手不小心操作失误，Novick忍不住呵斥了一声。

　　“不对，要这样拿着！”他厉声说道，但是很快助手和其他医疗工作人员就恢复了状态。在时局不稳的利比亚，Novick几十年所积累的顶级手术技巧将会决定Naji的命运。在为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实施心脏手术方面，65岁的Novick可谓最顶尖的专家，在他身边工作的也是经验极为丰富的医护人员。他们都是诺维克心脏联盟（NCA）的成员，这个非教派、非政府组织一直致力于拯救患有先天性及其他心脏缺陷的儿童。这批来自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多个国家的医生决定把第一世界的小儿心脏手术技术带到像伊拉克、阿富汗、乌克兰和尼日利亚这样饱受战火纷扰的危险之地。

　　儿科重症监护室

　　儿科重症监护病房隔壁的儿科护士Elizabeth Sauter向我们解释道：“心脏就好比雪花——世上不存在两片一模一样的雪花，人类的心脏也是如此。”Sauter还是美国著名的大岩壁速度攀岩者，虽然她自己已经记不得究竟是第六次还是第七次前往利比亚，但是在接下来的三十天时间里，她不仅需要为Naji的到来做好准备，还要准备好照顾那些即将住进重症监护室的孩子们。她知道像Naji这样的孩子如果无法进行心脏手术，那么他们最终的结果就是死掉，在这一点上她与Novick以及NCA的其他成员想法一样。

　　那天深夜的重症监护室一片寂静，NCA的主任护师Stacey Marr负责照顾Naji。Naji是首批七个进入急诊重症监护室的孩子之一，身体非常脆弱，必须佩戴呼吸机。在未来几周里，这里将会有人轮班进行护理。Novick已经连续工作数小时，然而刚刚回到手术室的他就面临着又一棘手的病例：3岁大的Eslam患有唐氏综合症，这种病症会导致天性心脏病和其他先天性缺陷。

　　2005年时，Marr为无国界医生组织（MSF）工作，她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的一家医院里第一次见到Novick。她立马与Novick取得了联系，并从此成了Novick在重症监护室的得力助手。Marr承认，与Novick共事并不容易，因为有时候Novick会突然间发脾气，但这么多年过去，她为Novick身上的品质所折服，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男人：他倾其一生为拯救孩子而奋斗。

　　Marr解释说：“我知道他为此牺牲了什么，我也见证了他为每个病人所投入的心血。别人永远无法做到他这样。每一个病人都会让他牵肠挂肚。”Marr说完低头看了时间后便起身去检查Naji的情况。

　　“一名外科医生之所以能称为“好外科医生”，秘诀就在于他的‘傲慢’，当然这是褒义词”，Marr补充说道。挂在她脖子上的听诊器就像一枚奖章，仿佛是在表彰她为全世界医疗水平低下的地区所做出的奋斗：Marr听过无数孩子的心脏。

　　“假设你剖开一个人的身体后发现情况十分棘手，如果你没有自信让手术成功，并挽救这个人的生命，下次你又该怎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呢？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自信。”

　　任务开始

　　团队经过了漫长的旅途后终于抵达目的地。Novick和NCA的一些成员先在突尼斯的首都集合，晚餐后才飞抵目利比亚。虽然他们是合作多年的伙伴，但Novick却担任着无可争辩的教父角色。这个身形高大的男人长着大胡子，戴着无框眼镜，经常吸着最爱的古巴雪茄。他的桌子上总放着标志性的阿拉巴马州的帽子（向母校的致敬），手杖斜靠在椅子旁——他在伊拉克险些丧命于一次感染，此后他就用上了手杖。

　　儿科护士Elizabeth “Libby” Sauter正在儿科重症监护室里照顾小病人。

　　摄影：JORDAN CAMPBELL

　　Novick计划与利比亚的卫生部长Reida El Oakley医生见面，以便讨论在国家西部开展小儿心脏手术项目。El Oakley来自东部的国民代表大会，这是利比亚唯一合法选举出来的政府。利比亚多年以来一直处在“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地缘政治环境中，El Oakley是推进国家医疗保健系统核心人物，也是Novick在利比亚的主要联系人。El Oakley和到会人员握手问好，共赴晚宴，陪同的是一位高个子，衣着讲究，戴着一块金表的人。

　　2012年8月，利比亚前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被反政府武装处决近一年后，El Oakley与Novick取得了联系，并表达了对国家未来一代的深切关注。整个国家正面临着权力真空所带来的危险，大批患有心脏病的孩子飞往意大利、约旦和埃及接受治疗，但是这种做法花销极高，难以长久维持。Novick因此同意前往利比亚与El Oakley见面，计划在国家东部开展儿科心脏项目，没过多久他们就选定了班加西医疗中心。

　　然而就在六个月后，班加西爆发了内战。Novick知道自己必须尽快为NCA找到新的大本营。El Oakley带着Novick来到了班加西东边的托布鲁克，想看看那边医院的情况。从德尔纳以南空旷的沙漠穿行，只需开车夜行两个小时便可到达托布鲁克，但是ISIS已经将德尔纳占为据点，因此Novick和El Oakley决定再等一等。距离Novick原定离开利比亚的时间还有36小时，他们抓紧时间搭乘私人直升机，在夜幕的掩护之下于凌晨00:45抵达托布鲁克医疗中心。

　　Novick说：“工作人员带我参观了手术室、导管室和重症监护室”，他当即就对这里的设施清洁卫生状况作出了评估。Novick还在一间已许久不用的储藏室里发现了一台新的心肺分流机，这台机器不仅造价昂贵且在心脏手术中非常重要。直升机还在等待，但Novick知道自己已经做好在了利比亚东部开展心脏病治疗项目的一切准备。

　　结束了在突尼斯的晚餐，Novick点了一根香烟，慢慢呼出一口气后向桌对面的两位利比亚官员点头致意。“只有El Oakley比较靠谱，最终把这事搞定了，其他人就像军火贩子一样不着调。”

　　利比亚：失败的国家

　　延误的航班终于在第二天晚上11点起飞。半数座位空着，就像利比亚所经历的那种风雨飘摇的状态。座位破破烂烂且磨损十分严重，脏乱的搁板还会时不时地发出咯咯的响声，甚至在利比亚航空公司的安全卡上还可以看到已经干涸的呕吐物。

　　2011年10月20日，穆阿迈尔·卡扎菲被捕并遭到处决，当时利比亚的合法政府全国过渡委员会宣布国家“解放”，计划举行选举。一时间，利比亚人民甚至对这种独立的感觉产生了怀疑，难以相信。经过了50年的独裁统治后，民主仿佛突然来到了利比亚这一片土地。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东西部敌对政治派系的复杂斗争，双方都在争夺国际社会上的合法性，不仅如此，ISIS、基地组织和伊斯兰教法虔信者这样极端激进的恐怖组织也在迅速崛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转移。

　　Novick在班加西一个月的医疗任务很快就进入了尾声，然而就在他结束任务后的几周时间里，武装分子就袭击了美国领事馆，包括美国大使Christopher Stevens在内的四名美国人被杀。这一事件迅速成为世界新闻头条，似乎标志着利比亚正处于危险的动荡期。各处的民兵开始占领全国各处主权尚未明示的地方。2014年7月，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开始撤离，各国大使馆关闭。ISIS很快便控制了德尔纳，而那里距离NCA的根据地托布鲁克只有112公里。

　　持续的政治动荡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问题，利比亚“失败国家”状态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显露无疑。在卡扎菲的统治结束后，当地人民每天的生活成本飙升了近5倍。交通、电力、互联网等基础设施时断时续，基本商品的供应大幅减少，服务水平亦大大降低。然而最让人担心的还是国家健康系统几乎完全解体，因此NCA有义务帮助当地重建健康系统。

　　来自班加西的Eslam和父亲Fadil在托布鲁克医疗中心的重症监护室里，朝着镜头微笑。

　　摄影：JORDAN CAMPBELL

　　飞机从突尼斯起飞后便向东南方向前进，可以看到半个月亮倒映在地中海里。一路向南，黎波里、米苏拉塔和苏尔特渐渐出现在海岸边。随着飞机进入利比亚东部领空，黑暗几乎将深蓝色的海水吞噬殆尽，只有班加西、艾尔贝达和德尔纳的灯光在下方闪烁。

　　凌晨1点，飞机在托布鲁克机场昏暗的跑道上着陆。托布鲁克位于埃及边境以西，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工业港口城市，但并不能完全突破暴力冲突的阴影。Novick和团队下飞机后就收到了来自利比亚官员和安全人员的问候。团队在清晨时分乘坐一辆小巴士，沿着黑暗的沙漠公路前往托布鲁克医疗中心。

　　风险、收获和热情

　　医院外面发生了几起大爆炸，此时Novick团队到达此地不过5天时间。在托布鲁克医疗中心上方，红色示踪剂随之在黑暗中炸裂开来。但这可不是常见的“礼炮”声，虽然爆炸停止了，但每个人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距离利比亚持续的战争和内乱更近了一步。

　　利比亚军队一年期曾在附近的德尔纳俘获过几个ISIS战士，当时还带着他们从医院前门穿行。Marr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其中两个已经死了，还有一个看起来也活不久了。他们最后都没活下来。当地民兵宣称（尸体）在重症监护室。他们是希望弄清楚他们的亲属，知道了谁会来领尸体，也就能顺藤摸瓜找到（ISIS）基层组织。”

　　Marr在世界最危险的国家工作着，但这并没有让她因此生活在恐惧之中。她说：“这就像对欺凌投降。如果因为一些疯狂的恐怖分子就放弃做正确的事情，那么他们每次都会胜利。”

　　曾经在伊拉克和乌克兰与Marr并肩作战的Sauter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当前所面临的危险。除了在全球做护理工作外，她还参加攀岩运动和大岩壁攀登。2014年，公认的专业登山者Sauter和伙伴仅用了4小时43分就打破了女子攀登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酋长岩“大鼻子”的速度纪录。

　　Sauter说：“我的攀岩风格和护理方式是互补的。它们都是高风险高回报、高压力，强度很大。”

　　第二天，Sauter绕着医院周围跑了几圈，上午托布鲁克还是酷热难耐，万里无云，下午天气就变了。Sauter正在为美国的另一项攀岩冒险活动训练。她穿着长裤，戴着头巾（所有在利比亚的女人都必须戴头巾）。身穿制服的保安从她身边经过时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了会儿，她还会因此而不由得一阵脸红。

　　Sauter认为攀岩是一种个人性活动，但护理工作却是了她与世界的“道德约定”。Sauter说：“我不会从攀岩中获得道德感，攀岩是个人的事情，但从事护理工作却让我成为了一个好人。”

　　“他们只是想活下去”

　　整个NCA团队在六天的时间里一直昼夜不停地工作，他们进行了大量复杂的心脏手术。Novick刚刚完成了Fragile Naji的第二次手术，所有人都为Naji揪着心。手术很成功，但在未来的几周里，Naji仍处于被感染的高风险期。

　　Eslam恢复得不错。他的母亲来探视过好几次，总是戴着黑色面纱，只有在进入重症监护室的时候才摘掉。这一次，她与丈夫Fadil一起过来，他还在床边陪Eslam玩了一会儿。但是很快这家人就要回到班加西的家乡，那里的安全状况依旧很糟糕。

　　Marr一边把微笑的Eslam抱到腿上，一边解释道：“这些母亲、父亲、孩子都只是‘普通人’。他们只是想努力地活下去。他们和我们一样，每次孩子做完手术出来，母亲都会哭，我们就会安慰她说‘孩子没问题。’无论是在乌克兰、伊拉克，还是在美国，所有母亲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Novick穿着一件干净的白大褂走进重症监护室，准备开始后面的工作。首批入院的七个孩子手术后都恢复得不错，他看到他们状况良好，自己显然也放松了不少。Novick和Marr一起走到每个孩子床边，仔细检查他们的心电图和生命体征。Naji的状况也十分不错，几天后就可以出院。

　　Novick和NCA团队为缺少医药的利比亚儿童搭建了一座人道主义桥梁。他们在利比亚共完成了276例小儿心脏手术，全国辗转了近8个月时间。虽然利比亚时局不稳，但Novick在BBC的采访中表示仍会加倍努力，继续投身于挽救利比亚未来一代的工作中。他说：“不可以放弃这些孩子，因为如果我们放弃了，他们就会没有希望，没有未来。”

　　自2014年创立以来，诺维克心脏联盟（NCA）已为978名儿童实施了手术。NCA与多国政府、卫生部门、专业医疗团队和人道主义组织均有合作，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提供全面的心脏护理。

　　Jordan Campbell，作家、摄影师、获奖导演。他是土拨鼠运动大使，曾参加过印度和西藏的开拓探险，并为尼泊尔和南苏丹提供医疗保健计划。现居住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附近。

　　（译者：Sky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