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地图对人们的社会、经济乃至军事活动，都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而象征国家主权的版图，具有崇高和不可亵渎的地位，自古以来，概莫能外。

 

　　从荆轲刺秦故事看地图神圣

 

　　地图的起源，有人推测比文字的起源要早。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图是最形象的符号，原始地图可以跟图画一样，把山川、道路、树木如实地画进地图里，作为打猎和出行的指南。

 

　　我国历史上，曾流传着许多有关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制作地图的传说，最早可追溯到黄帝时代。据说，黄帝时已经有表示“地形物象”的地图。

 

　　我国民间流传着《河伯献图》的神话故事。据传说，大禹为治水而踏遍山川、沼泽，有一天忽见黄河水神河伯从黄河中出来，献出一块大青石。禹仔细一看，原来是治水用的地图。后来大禹依据这张图，因势利导，治水取得了成功。

 

　　夏禹时代，随着生产的进步和水利的发展，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据传，有人从全国各地搜集金属浇铸成九鼎，同时将各地的山林、河流画成图，铸于鼎上。以后流传的《山海经》，据说就是这九鼎上地图的文字说明。

 

　　在春秋时期，国家的图籍是神圣的。《论语·乡党》篇中记载说，孔子遇见了背负国家图籍的人，马上肃立把手扶在车前的横木上，以示礼貌和尊重。

 

　　战国时成书的《管子》用“地图”作为篇名，阐明地图在作战中的作用。其中提到，凡统率军队的人，必须事先审阅并熟悉地图，对于山势崎岖的险要地段，对于容易陷车的河湾、湿地，对于深山峡谷、主要河道；对于平地、高地以及各样草木的分布情况；对于路程的远近、城郭的大小以及现有的、已废的城镇；对于荒地、耕地等等都要弄清楚。这样，行军、攻城的部署便都能得心应手，先后得当。

 

　　《史记·荆轲传》记载的这个著名的故事中，荆轲所带的地图是燕国督亢地区的图，故名“督亢之图”。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战争频繁，因此敌对国的地图显得更为重要，各国对地图视为珍宝，设专人保管，藏于密室。燕国使者荆轲之所以能进入戒备森严的咸阳秦宫，受到秦王政的接见，是因为荆轲手中持有燕国“督亢之图”献给秦王。正当秦王迫不及待要打开地图时，图穷匕首现，才有了荆轲刺秦王的一幕。荆轲刺秦王虽然没有成功，但这个故事却明确说明，诸侯国是有地图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有象征国土主权的“版图”，地图是非常神圣的。

 

　　秦始皇灭六国后，便收六国地图于咸阳，以便于秦王朝统一施政。刘邦攻入咸阳时，他的将领萧何首先接管秦始皇在位时在全国收集起来的地图，藏于石渠阁。这些地图一直保存到公元一世纪。

 

　　裴秀、贾耽、朱思本

 

　　——中国古代的“制图三杰”

 

　　2.

 

　　西晋制图学家裴秀(公元224-271年)创立了地图制图的理论，把地图制图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晋武帝(司马炎)三年(公元267年)，裴秀被封为司空(相当于宰相的大官)。裴秀发现《禹贡》中所记载的山川和地方名称已经有了很大的变更，他立志对那些错误来一次纠正。

 

　　裴秀组织了人力，以《禹贡》为依据，对山岳、湖泊、河道、高原、平原、坡地、沼泽，古代九州的范围以及当时晋朝的十六州，都一一作了查核，绘制成《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同时在“序”中总结了一套制图理论。十八篇地图都散失了，而“序”中总结的所谓“制图六体”却在《晋书·裴秀传》中得到了保存。

 

　　所谓制图六体，就是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六条绘图原则。分率，就是绘制时所用的比例尺；准望，就是用互相垂直的线条在图纸上画满符合一定要求的方格，可以简称为“计里画方”；道里，就是测算两个地物之间的距离；而高下、方邪、迂直，就是把各种复杂的地形，应用数学计算方法折算成平面距离画到图上。制图六体理论提出后，直至明末，一直为我国绘制地图者所遵循。

 

　　唐朝的贾耽(公元730-805年)，参照制图六体理论，绘制了《海内华夷图》和军用的《陇右山南图》，以及从中国到朝鲜、到越南河内、到中亚南亚等地的交通图。其中《海内华夷图》制作工程之浩大为当时世界上少有。这幅图的绘制费时16年，图幅宽三丈，高三丈三尺，绘图网格一寸相当于一百里。据推算，图幅的东西实地距离达三万里，南北达三万三千里，再联系它的图名，可想而知它是当时一幅巨大的亚洲地图。

 

　　而元代朱思本(公元1273-1337年)周游天下，足迹所至，达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九省之多。他从实地考察中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又参考了古今地图和文献，竭十年之力绘成了一幅长广七尺的舆地图。朱思本继承裴秀、贾耽“计里画方”法，注重实地资料的考证，并与地图对照，慎重取舍。

 

　　朱思本的地图曾以摹本和碑刻的形式，流传了将近二百年后先后失传。幸亏在1541年，由罗洪先在朱图基础上增绘了边远地区及朝鲜等，并取名《广舆图》。

 

　　利玛窦带来了世界地图和西方测绘技术

 

　　利玛窦是第一个把西方的测绘技术和近代地图传到中国的西洋人。他1552年生于意大利的马西勒太，学习过天文、地理、测量、数字。他从神学院毕业后，开始了对东方的传教生涯，在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来到中国澳门，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字，随后进入内地，并最终定居北京。

 

　　世界地图是利玛窦传入我国的。他到广东肇庆后，就根据西方的世界地图制成一幅比原图大，且用汉文注译的世界地图。后来又重绘过多次，其中以1602年刊行的《坤舆万国全图》最为完善。

 

　　利玛窦到达中国后，见到许多中国用传统方法绘制的地图。为了把中国地图介绍到西方，以西方投影法改绘中国地图是他的第一件工作。为了改绘中国传统地图，必须先测出经纬度。因此利玛窦每到一地，即刻进行经纬度的测量。他一方面用投影法经纬度改绘中国传统地图，向西方介绍中国，另一方面利用中国和西方的地图资料编绘世界地图。

 

　　中国人过去所见的世界图都是以中国为中心，四周则是大洋，大洋中散落着若干小岛，这些小岛即是外国。而利玛窦的世界图却绘出整个世界，中国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这让很多中国人感到十分新奇，眼界大开。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官员的不满，他们认为世界惟中国独大，其余皆小而野蛮，他们看到西洋地图学家竟置中国于地图极东之一角，十分生气。为了迎合这些人的心理，在以后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利玛窦把今卡内里群岛的零度经线移位于图的中央，把中国的位置绘在正中，图上尽量引用中国的旧地名，以增加中国人的信任感。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天圆地方”的观念始终占统治地位。元朝少数民族科学家扎马鲁丁虽然制作过有经纬度的地球仪，但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随着利玛窦的来华，地图投影法一并传入中国，中国的学者们才相信大地是球形，懂得画地图必须实地测量经纬度，并学会利用日食测量经度的方法。利玛窦把经纬度制图法引入中国，使中国地图学史上发生了一场革命，人们开始摒弃“计里画方”的传统绘图法，改用先进的实测经纬度绘图法。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吸收了15至16世纪欧洲地理学界发现新大陆的成果，图中绘出了南、北美洲和非洲南部及大海中一些岛屿国的位置及形状，并作扼要的说明，开阔了中国人民的地理视野。地图把地球以赤道为中心，平分为南北两半球，划出了南北二回归线与南北二极图线。相应形成气候的带、温带与寒带，对外国地名的翻译也起了一个译定作用。

 

　　清初《皇舆全览图》

 

　　是最早实测地图

 

　　明末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把西方科学的经纬度测绘地图传入中国后，引起了清初以康熙为首的统治者的重视，并在康熙年间完成我国第一部实测地图——《皇舆全览图》。

 

　　康熙皇帝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对自然科学中的数学、天文、地理等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喜好地学，很重视西方科学技术。

 

　　康熙三十七年(1698)，法国教士巴多明来华传教，沿途详察各省地图，发现图上的府、县、城镇的位置多与实地不符，并将此事上奏康熙。旧地图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及传教士的劝奏，以及康熙帝对新的测绘方法的了解，确立了他绘制全国实测地图的决心。

 

　　在开始大规模进行全国性地图测绘前，为了慎重起见，康熙首先下令传教士们先制作首都京师附近的地图。地图完成后由康熙亲自作了校勘，发现用欧洲测量方法而绘制的图精确度很高，远胜于原有旧图。康熙四十六年(1707)完成绘制京师附近地图，此后才下命令按西法测绘全国各省的地图。

 

　　全国地图的测绘正式开始于1708年4月，至1717年1月，除新疆及西藏部分外，各省测量全部完工，由杜德美按实测资料编纂图集，内含关内十五省及关外蒙古各地，取名为《皇舆全览图》，1718年进呈康熙帝。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全国规模天文、大地、地形测量工作的结晶，是中国测绘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自从西晋的裴秀创立制图六体理论以后，直到清代以前的一千四五百年间，历代制图学家都是采用传统的网格法绘制地图。《皇舆全览图》则采用了以地圆理论为基础的经纬图法和梯形投影法，图中布满了由地理经线和纬线纵横交错构成的经纬网。这是以少数比较可靠的天文观测资料和大规模的三角测量测得的630个经纬点为依据绘成的。全图按省分幅，共计41幅。

 

　　由于康熙时期西部有战争，故只能测至哈密一带，不能把哈密以西的地区测全。西藏地区虽也作部分的测绘，因是随军目测，错误也较多，形成了《皇舆全览图》西部领土不足的遗憾。

 

　　《乾隆内府舆图》，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始编，约乾隆三十七年左右完成。它是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续编与修订版。由于在西域新疆地区进行了实地测绘，在西藏等地进行了复查和订正，就中国范围而言，该图在内容和精确程度上都比康熙图进步。该图仅印一次，藏于内府，秘不示人，虽大臣、学士亦少能见。直到1925年5月，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点收故宫造办处存物，始发现该图铜版一百零五方。

 

　　《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好、更精确”，这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所下的结论。

 

　　（本文写作参考宋鸿德等《中国古代测绘史话》、陆心贤等《地学史话》、朱玲玲《地图史话》、金应春等《中国地图史话》。）

 

　　延伸阅读

 

　　马王堆汉墓出土我国最早地图

 

　　我国史籍中提到的古代地图不可胜数，但流传存世的极少。北宋以前的地图，几乎全部失传。长期以来所能见到的我国古代地图，最早的只是保存在西安碑林中的两幅石刻图，即南宋年间的《华夷图》和《禹迹图》，距今不过八百多年。

 

　　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珍贵文物。其中两幅地图特别引人注目，一幅是地形图，一幅是驻军图，都是在地下沉睡了两千一百多年的古地图，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地图。

 

　　其中的地形图，是一幅边长96厘米的正方形地图，图幅所示的方位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现在通用的地图刚好相反。也许这是为了让坐北朝南的统治者读图方便的缘故吧。地图的主区包括当时长沙国的南部，即今广西、广东、湖南区域中的潇水流域、南岭、九嶷山及其附近地区。

 

　　驻军图则用黑、红、田青三色绘制，所包括的范围仅是地形图的东南部分，其比例尺比前图放大了约一倍。图中文字标注方向不一，便于四面围观。图上的驻军营地、防区界线等军事要素显示得特别突出，其他要素则处于次要的、陪衬的地位。

 

　　郑和航海图最远画到肯尼亚

 

　　明代《郑和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该图制作于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之后，约成于洪熙元年(1425)至宣德五年(1430)间。原图为自右而左展开的手卷式﹐后改为书本式﹐共二十四页。其时正值明宣宗朱瞻基酝酿再下西洋之际﹐因将郑和船队历次下西洋航程综合整理﹐绘制成整幅下西洋全图。全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图中标明了航线所经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远近﹑深度﹐对何处有礁石或浅滩﹐也都一一注明。

 

　　受到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该图仍采用传统的绘画方法﹐图中的地域大小﹑远近比例﹐都只是相对而言的﹐有些地方的方位甚至有错。但在当时，《郑和航海图》还是达到了较高的科学水平。该图不仅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图籍﹐在世界地图学﹑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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