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DAVID PLUNKERT

　　撰文：BILL SULLIVAN

　　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品味更能定义自我了。无论是食物、葡萄酒、恋人还是政治候选人，我们的品味都代表着我们的身份。因此，对我来说，我的好恶是通过认真考虑和理性决策形成的，也就是说，这些选择是我可控制的。

　　后来我知道了刚地弓形虫。在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做研究期间，我发现单细胞的刚地弓形虫可以改变其感染的宿主的行为。它可以使老鼠不害怕猫，一些研究表明，它可能会导致人类的性格变化（如增加焦虑）。

　　这些研究不禁令我好奇，是否可能存在其它我们所忽略的因素在塑造我们的身份，决定我们的好恶。当我继续深入研究科学文献时，我发现了一个惊人而又令人不安的事实：我们的行为受到隐藏的生物力量的控制，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偏好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控制。我们的行为和偏好深受基因组成的影响，受环境中影响基因的因素的影响，还受寄居我们体内的无数微生物带入我们生理系统的其他基因的影响。

　　这听起来很荒谬。我们一直被教导可以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做我们想做的事。直观的来看，感觉就像我们选择了我们喜欢的食物，爱上谁，或者在投票站按下哪个按钮。要是说我们只是受无形力量影响的人肉机器人，这简直就是疯人疯语！

　　几年前我可能会对上述观点表示赞同。但是，在多次户外烧烤会上，我都被问到为何不喜欢大多数人都喜欢的蔬菜时，我觉得自己好像出了什么问题。看着大家欣然地吃西兰花之类的食物，我心里充满了嫉妒，因为如果有人想把西兰花递给我，我的身体会因为恐惧而退缩。我为什么不喜欢西兰花？

　　我并未选择讨厌这些蔬菜，所以我开始试图了解如何解释我的厌恶。幸运的是，科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发现，大约25%的人可能和我一样讨厌西兰花。这些人被称为超级味觉者。这是因为构成我们味蕾受体的基因发生了变异。其中一种名为TAS2R38的基因可以识别出硫脲等苦味的化学物质，而西兰花中的硫脲含量非常丰富。我的DNA给了我识别硫脲的味蕾受体，因此能够感受到期令人作呕的苦味。这可能是DNA阻止我吃有害食物的方式。就像电视剧《宋飞正传》中的Seinfeld谈到他的友敌Newman时说的那样，就算西兰花是用巧克力酱炸的，我也肯定不会吃，显然上面就是原因。

　　从技术上来说，是的。不过，在你的基因组中，有许多不同版本的自己。你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由你从怀孕至今所接触到的独特事物塑造而成。实验胚胎学是一门新科学，主要研究与DNA相互作用的DNA或蛋白质的化学变化如何影响基因活动。DNA可以被环境因素改变，对发育和行为有深刻影响。最近，也有研究表明，人类体内的微生物，也就是我们体内的微生物群，可能是影响人类无数行为的重要环境因素，从暴饮暴食到抑郁，不胜枚举。总而言之，基因决定了我们，但我们不能抛开所处的环境对我们的基因进行评估。基因是钢琴的琴键，但演奏歌曲的却是环境。——BS

　　这个关于我讨厌西兰花原因的解释既令人信服，又令人不安。我很欣慰，我对十字花科蔬菜的厌恶并不是我的错——我在怀孕前从来没去过基因商店买基因商品。不过，当我开始思考还有什么其他我无法控制的因素能定义我是谁时，这种宽慰很快又变成了恐慌。我有多少是真正属于我的？

　　我对女人的品味如何？那当然在我的控制之下。那就从最基本的开始：为什么我更喜欢女人而不是男人？一天晚上，当我坐在海滩上思考人生时，我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我生来如此。人类性的基因组成仍然模糊不清，但很明显，那不是一个选择。

　　不管我们的性取向如何，我们似乎天生就知道自己更喜欢伴侣的哪些特质。人们普遍认为，嘴型匀称、眼睛有神、头发浓密等特征很有吸引力。研究表明，更有魅力的人更有可能找到工作，赚更多的钱，找到伴侣，甚至在审判中被判无罪。

　　进化心理学家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几乎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源于一种潜意识的冲动，那就是保证我们的基因生存并繁衍，或者支持携带着与我们一样基因的其他人（比如家人）。他们进一步认为，我们认为有吸引力的许多体部特征是身体和心理健康的标志——换句话说，就是让我们在人类世界里如鱼得水的好基因。

　　对于为何你的求爱有时会被拒绝，科学也提供了一点安慰。一项著名的研究让女性闻男性穿过的T恤的腋下处，然后对气味进行排序。男性和女性的免疫系统基因越相似，女性就越觉得T恤的味道难闻。对此有一个合理的进化论解释：如果父母的免疫基因太相似，那么后代将无法很好地对抗病原体。在这种情况下，基因使用气味受体作为代理来衡量潜在伴侣的DNA是否是良好匹配。类似的研究证实了人与人之间的化学反应是真实存在的。或许当别人表示没有性趣时，我们不该觉得是针对个人的，而更应该看作是种器官排斥。

　　不畏死亡的DNA

　　在50年的重金属音乐生涯中，Ozzy Osbourne一直以酗酒和吸毒著称。为了弄清楚是什么原因让Osbourne在几十年时间里，每天喝四瓶白兰地，早餐以可卡因为食，2010年科学家们对其DNA进行了分析。他们在一个与分解酒精有关的基因中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突变。他们还发现了与药物吸收、成瘾和酗酒有关的基因变异，这些变异会令Osbourne嗜酒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六倍，而可卡因成瘾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1.3倍。——BS

　　摄影：TERJE DOKKEN，GONZALES PHOTO/ALAMY

　　基因似乎对我们在生活中的选择施加着影响，这让我有些苦恼，于是我调查了一个我确信不会受到DNA影响的领域：我们对政治领导人的偏好。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到基因在决定一个人是右撇子还是左撇子方面发挥着作用，但是一个人在政治上偏右还是偏左呢？我认为不会产生影响。尽管看起来不太可能，但结果已经出来了，DNA再次赢得了一场胜利。

　　科学家们发现，不同的性格特征往往与政治派别两端的人相对应。总的来说，自由主义者往往更开放，更有创造力，更追求新奇；保守派倾向于更有序、更传统，更喜欢稳定。同卵双胞胎在出生时分离，之后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当他们团聚时，往往会发现彼此的政治立场相同，这表明我们的政治罗盘上存在遗传因素。几项研究表明，人类多巴胺D4受体基因（DRD4）的变异会影响我们选择红党还是蓝党。多巴胺是大脑中一种关键的神经递质，与我们的奖赏和快乐中枢有关。DRD4的变异被证实与追求新奇和冒险行为有关，而这些行为通常与自由党派相关。

　　其他研究表明，自由派和保守派大脑中的某些脑区存在差异，这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压力刺激的反应。例如，保守派大脑中往往有一个更大的杏仁核——大脑的恐惧中心，对不愉快的照片或声音有更强的生理反应。结合在一起考虑，这些生物学上的差异可能解释了自由派或保守派很难让对方“理解”的部分原因。你不仅是请求他们改变想法，还要他们抵制自己的生理特性。

　　这些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人类的每一种行为都与基因密切相关，从上瘾到性吸引再到焦虑，不一而足。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注定要成为DNA的奴隶。DNA为人类构建了一个神奇的大脑，以至于大脑已经发现了DNA的奥秘。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我们已经成为第一个能够修改自身基因指令的物种。

　　科学已经证明，你并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样。每一个你认为是自己意志决定的行为和性格特征，其实都是由生物特性驱动。这一认识起初令人沮丧，不过知识就是力量。了解了我们不良行为的分子基础，应该能使我们更好地控制或纠正它们；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成长几乎没有选择的事实，应该会让我们产生更多的同理心和同情心。或许，知道了我们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秘密，我们就能抑制住宣扬或指责的冲动，并试图从中寻求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