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开花植物为何会被认定为酷儿之花呢？

　　大约100年前，美国的「三色堇狂热」奠定此花成为酷儿的代名词。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象徵性地把绿色康乃馨别在翻领，并且传到了大西洋彼岸。紫罗兰与莎芙（Sappho）紧密关联，菖蒲则与华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有关。在石牆暴动以前，克里斯托夫街与基耶街的转角处有一间名为「花盆」的同志酒吧。这些植物象徵的背后故事是什麽？这些开花植物又为何被认定为酷儿之花？

马奈所绘的紫罗兰。

　　紫罗兰

　　酷儿对花卉的迷恋可追溯至古希腊诗人莎芙（约630年－约570年），据说她是世界上已知的第一名女同性恋者。莎芙住在离土耳其边境不远、从岸边就能彼岸的列斯伏斯岛（Lesbos），过去只有出身列斯伏斯岛的人被称为「列斯伏斯人」（Lesbian），但莎芙的成就与影响力让这个词已经与女同性恋者（lesbian）划上等号。2008年，列斯伏斯岛民为争取使用这个词的权利而提起诉讼，结果败诉。

　　莎芙的古诗裡有许多花卉和大自然的描写，她描绘田园诗般的牧场，以及戴着花环嬉戏的少女和妇女，然而，她留存至今的诗歌只剩下一些片段。

　　在这些片段中，莎芙特别爱讲玫瑰、紫罗兰、番红花、蜂蜜幸运草、莲花和风信子，也提及了「草地小花／春之花」、「金花」、「花朵盛开的花环」和「紫花」。她多次提到紫色或紫罗兰，这可能是最早将这种颜色与同性恋群体连结的出处。紫罗兰至今仍是酷儿的符号象徵，广泛出现在小说、戏剧、电影之中，紫色也是1978年原版彩虹旗的颜色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1980年至1981年，七名男同性恋作家定期约在纽约聚会，他们自称是「紫罗兰鹅毛笔」（Violet Quill），其中包括克里斯多夫‧考克斯（Christopher Cox）、罗伯特‧费罗（Robert Ferro）、迈克‧格鲁利（Michael Grumley）、安德鲁‧霍勒兰（Andrew Holleran）、费莉斯‧皮卡诺（Felice Picano）、艾德蒙‧怀特（Edmund White）和乔治‧惠特莫（George Whitmore），他们在这一年正式见面了八次。在这些聚会以前和以后他们也一直保持联繫，非正式地互相阅读和评论对方的作品。

　　文学学者雪丽‧英尼斯（Sherrie Inness）在《全国女性研究协会期刊》（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Journal）的观察指出，1926年的戏剧《雪地迷踪》（The Captive）裡一名女性角色送给另一名女性角色一束紫罗兰，很可能是暗指莎芙。这齣戏的女同性恋议题引起了轩然大波，公众开始呼吁抵制与审查，纽约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最终屈服于民怨，于1927年下架了这齣戏。剧中紫罗兰与女同性恋的连结也导致美国花店的紫罗兰销量直线下滑。然而，当时在巴黎展览会的一些女性，却刻意将紫罗兰戴在衣领以示支持。

美国20世纪初的知名性别反串男星Julian Eltinge。

　　三色堇

　　罗比曾在着作提到「雏菊」、「毛茛」和「三色堇」，以及「园艺少年」都是二十世纪初用来指涉「豔丽的男同性恋者」的词。

　　以「三色堇」代称「男同性恋者」由历史学家乔治‧钱西（George Chauncey）首开先例，在1920和1930年代的纽约与其他美国大城市中蔚为流行，也就是人们熟知的「三色堇狂热」。特别是在纽约市，「变装皇后」所主演的变装舞会奢华又盛大。然而，警方最终将它们全数查禁，包括1939年哈林区的查禁行动，终结掉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同样地，好莱坞对电影中酷儿形象的「三色堇狂热」最后也遭到审查机构禁止。

三色堇。

　　电影学者马克‧林恩‧安德森（Mark Lynn Anderson）在2011年出版的《偶像的黄昏：1920年代的美国好莱坞与人文科学》（Twilight of the>）写道：「钱西认为，儘管三色恋狂热常被借用或重现对男同性恋者不佳的刻板印象，但当时它确实也为某些同性恋表演者提供一个谈论、反抗、乃至反击恐同者的空间。」

王尔德与绿色康乃馨。

　　绿色康乃馨

　　1892年，王尔德在喜剧《温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的首演之夜，让几个朋友把绿色康乃馨别在翻领上，从此绿色康乃馨成为一种奇妙的象徵。从那时起，在翻领上佩戴一朵绿色康乃馨就像是一个秘密，一种微妙的暗号，暗示自己是喜欢男性的男同性恋者。

1960年电影《王尔德的审判》画出他配戴绿色康乃馨的海报。

　　1892年，王尔德的情人艾佛瑞‧道格拉斯勳爵（Lord Alfred Douglas）写了一首名为〈两种爱情〉（Two Loves）的诗。它使人联想到莎芙的古诗，描绘了一个充满「鲜花」的乌托邦。

　　这首诗描述一名年轻男子的梦境，他「被风吹动的头髮与鲜花缠绕在一起」，脖子上戴着「三串玫瑰」。他走向诗人并亲吻了他，道格拉斯继续写道：「他的脸色疲惫而苍白／彷彿凋谢的百合花，他的嘴唇红如罂粟。」男孩透露他的名字是「爱情」，最后以「我是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爱情」结尾。后来在1895年王尔德被控「严重猥亵罪」的审判上，尾句被引用控告王尔德的「同性恋行为」而受到关注。

薰衣草。

　　薰衣草

　　薰衣草与酷儿密不可分，虽然我们不清楚「薰衣草」究竟代表颜色还是植物，但这个词似乎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开始使用。如今，薰衣草与彩虹同样可以代表「LGBTQ+」群体，例如「薰衣草毕业典礼」或LGBT律师协会的「薰衣草年度法律研讨会」等活动名称。

　　「薰衣草」最知名的用法之一源自历史学家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他在1926年描写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时写道：「他浑身都是薰衣草的气质；他柔软得像五月的紫罗兰。」很多人认为这是暗示林肯的同性恋倾向，作家莎拉‧普拉格（Sarah Prager）在着作中探讨了这种猜测，她认为这指的是林肯与约书亚‧弗莱‧斯皮德（Joshua Fry Speed）的密切关係。儘管历史学家普遍不同意这种推论，但人们把「薰衣草」解释成「男男之爱」也很合理。因为在1920年代，还有其他将「薰衣草」当作表示「男男之爱」的桉例，真正的争论点或许在于「薰衣草气质」的涵义。

　　卡西迪（Joan Cassidy）在「薰衣草恐慌」中一直担心自己会被发现是女同志，因为当时社会认为女同志都是共产党。

　　在酷儿历史上，有两场与薰衣草相关的运动：薰衣草恐慌（Lavender Scare）和薰衣草威胁（Lavender Menace）。薰衣草恐慌是1950年代对美国政府对同性恋职员的政治迫害，正如红色恐慌对共产主义者的政治迫害那样。

　　1969年，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将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裡潜伏的女同性恋者称之为「薰衣草威胁」，她为了不让组织被贴上标籤，开始与女同性恋者保持距离。

　　1970年5月1日，丽塔‧梅‧布朗（Rita Mae Brown）和其他女同性恋者计画採取行动，她们在一场着名的女性活动上穿着印有「薰衣草威胁」字样的衣服，并鼓励其他人加入行列。她们最后赢得了群众的支持，而那一刻也是运动的转捩点。在1971年全国妇女组织的研讨会上，组织决议改变方向，主张同性恋权利为「对女权主义的合理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