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与生活要分开、在私人生活中不被打扰，这在中国本身就是逐渐浮现的一种新意识，是一个新的群体孜孜以求但尚未实现的权利——甚至是一种特权，因为那些为生活奔忙的人，常常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两者的交织，而无法讨价还价。

　　中国的白领可能是全球最忙碌的中产者。即便是外出休假旅游时，老板们也常不忘给高层员工加上一条：带上电脑，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这并不是开玩笑，至少我就曾一度在三亚休假到一半被叫回上海参加一个重要的客户提案。至于休假期间接听电话处理公务、用电脑继续修改文件，乃至公司旅游时开会，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并非只有我个人感受如此。2013年中，法国雅高国际酒店集团旗下的皮尔曼商务旅行公司针对七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与欧洲人不同，中国人最倾向于将私人生活与事业混为一体。高达85%的中国人和74%的巴西人会在度假和周末期间仍携带或使用电脑、智能手机和各种电子设备，而只有47%的英国和50%的德国人会这么做。92%的中国人和83%的巴西人认为这种生活更有利于他们的职业生涯，而其他国家的比例仅为70%。欧洲人不仅讨厌在私人生活中处理公务，反过来也一样不喜欢：94%的法国人和62%的德国人不会在工作中做私事。

　　的确，中国人即便在休假中也常常也离不开工作：他们的旅游计划往往像一个日程满满的计划表，几乎每个人都带着相机四处拍照，一如苏珊·桑塔格曾嘲讽的那样，在休闲时都伪装成像是在工作。在泰国普吉岛，看到一群西方人在沙滩上什么也不做，静静地一连几小时趴在那儿晒太阳、看书，与我同行的同事都感觉不可思议：“他们怎么能躺这么久，难道不无聊吗？”可休闲原本不就是“什么也不用做”吗？对中国人来说，“旅游”常常并不意味着“休息”，而是一个接一个紧凑安排的项目“拼命玩”或“拼命购物”（“血拼”一词真是音意双关的妙译），除了景点拥挤之外，这才是中国人每次出去旅游回来都喊“累死了”的主要原因。

　　▲ 十一黄金周，全国铁路交通迎来出行高峰。假期首日，上海虹桥站发送旅客约31.4万人，其中不少人是去往外地旅游。© 视觉中国

　　和欧洲人不同，我们也尚未习惯将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截然分开——或者不如这么说，欧洲人那种公私分明的生活状态，原本就基于其特殊的社会体验，而那是中国人不曾有过的。在中国的传统熟人社会中，“公”与“私”之间很难划出清晰的界线，人们身处一个个家族和村舍中，看似是宗族或全村事务的，又和私人生活不可分离，按现代对“公共”和“私人”的定义来说，那时的世界既非公共也非私人，两者混淆不分，个人也不存在一个外力完全无法介入的私生活领域。

　　按照这种传统的逻辑，公私分明甚至是一种无情无义的表现。一个人升做了村长厂长，就会有亲友来求情附骥尾，如果予以拒绝，便会有人议论此人“不近人情”。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更是无从分离：甚至找人办事，最好是去他家里，虽然那明明不是处理公务的场合。直到1980年代，不少单位的厂长仍然像一个族长一样行事，甚至可以带人去捉奸，处理“作风不正”的工人，虽然按现在的观念看，这分明就是侵犯个人隐私。即便在今天，仍有些人对公私边界极为模糊：领导有时让你帮他接孩子，乃至帮他孩子完成作业，你做还是不做？

　　在农业社会中，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与私人生活完全分离的工作空间。在乡村小店和赤脚医生中最为明显：工作地点通常就是在自己家里，别人哪怕半夜来敲门，你也得爬起来工作。改革开放之后勃兴的家庭作坊和个体户也是一样：货物乃至机器都是在自己家里，工作、休闲和家庭生活交叉连接，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活动，没有现代都市白领那种“下班回家了就不再想工作的事了”的念头，因为根本做不到。

　　▲ 在中国的村镇，许多经商的店铺和居住的房间在一座房子里。© 张筠

　　话说回来，欧洲人原先的生活世界也差不多如此，所不同的是他们早早经历了现代工业革命，以至于工作、生活场所逐渐彼此分离。既然“工作”只在工作地点才进行，那么家也日益成为私人生活不可入侵的堡垒，两者在功能上的差异越来越清晰。按《私人生活史》的叙述，到19世纪，随着西欧人对私人生活权利日益强烈的愿望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在家工作”日渐衰落，其重要性变得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现在的人们认为家是防护隐私的堡垒，业余时间属于工人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想看，现在我们连在家里为自己工作都不愿意了，谁还愿意在家里为别人工作呢？”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交往上的深刻转变：以往那种公私混淆的社会交往，向一种更分散的交往形式转变。欧洲人不仅使私人生活大大丰富起来，使隐私成为重要的个人权利，也建立起了一个公共领域。

　　相比起来很明显，中国尚未经历类似的深刻转变，那种公私混淆的特点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从未消弭。1949年后有三十年时间，国家支配的公众生活看似完全支配了私人生活领域，渗透到其间的方方面面，从着装到墙上的招贴画到夫妻间的隐私，几乎所有私人空间都被政治化了。然而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曾发生过的那样，公共空间的扩大和日常生活政治化，最终却导致在革命退潮之后，造成了私人空间的进一步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改革开放后的个体经营、个人主义和“走后门”盛行，都意味着公私界线再度模糊。

　　可以这么说：工作与生活要分开、在私人生活中不被打扰，这在中国本身就是逐渐浮现的一种新意识，是一个新的群体孜孜以求但尚未实现的权利——甚至是一种特权，因为那些为生活奔忙的人，常常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两者的交织，而无法讨价还价。毕竟，能跟老板说出诸如“我休假/下班时不要打电话找我谈工作的事”这样的话，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底气。

　　然而，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虽然中国人目前根据调查仍是全球最倾向于将工作与生活混淆的人，但在城市上班族之中，对此却普遍弥漫着一种不满。也就是说，尽管他们知道这样或许对职业升迁有利，而自己确实也常常这么做了，但他们内心并不舒服。人们已不习惯在一个地方既工作又生活了，尤其是当他在专心过自己个人生活时，他们会本能地反感工作介入进来——除了少数工作狂。这意味着人们还是在潜意识中接受了现代城市观念：私人生活和工作有差异，且必须截然分开，否则那是不正常的，因为人们意识到，在家里工作的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一如带着工作的度假也不成其为真正的度假。

　　▲ 即使不满，加班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工作常态，混淆并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作为加班重灾区，某些互联网企业甚至将“996”工作制默认为行业规则。

　　不同国家与文化的人们对此的反应自然也常有不同，新教文化的德国和北欧人，通常对公私界线谨守得最分明，而在拉丁和地中海文化中，家庭生活和外界生活则常常互相渗透，这也是为何巴西人也表现出工作与生活不分明的原因。

　　至于中国人，对人们来说公私生活领域截然分离，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城市里的新现象。这取决于人们如何意识到这个问题，又怎样行动。不过，有一点似乎是确定无疑的：即便人们说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公共生活，乃至有时愿意为了工作牺牲一部分私人生活，但他们在不断的反思中，对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私人生活，正有着越来越清醒的认识。正如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随着生活的实质内容发生变化，私人生活的意义得到深刻的认识之后，也将改变公共生活，因为所谓“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向来是根据彼此来界定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