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一位名叫Mary Mallon的爱尔兰厨师第一个被确诊为伤寒带菌者。媒体称她为“伤寒玛丽”，法庭对她的审判和强制隔离引发了公众的注意。在这幅1909年左右出版的插图中，她正将头骨打碎扔到平底锅中。

　　CHRONICLE, ALAMY

　　撰文：NINA STROCHLIC

　　George Soper并不是那种典型的侦探。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土木工程师，后来成为了一名卫生专家。1906年，长岛的一位房东在努力追踪伤寒爆发的源头时，找到了Soper。那年夏天，这位房东把他在长岛的房子租给了一位银行家和他的仆人们。到 8月下旬，11名租客中有6人得了伤寒。

　　Soper之前曾受雇于纽约州调查疾病爆发原因——“我被称为流行病斗士，”他后来写道——他认为伤寒可以通过携带病菌的个体传播。在长岛调查时，厨师Mary Mallon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她在第一个人生病前三周就到了这里。

　　Mary Mallon（左前）并没有表现出伤寒症状，但她在纽约地区做厨师时传播了这种疾病。她被送到北兄弟岛（North Brother Island）的一家医院，在那里呆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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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per的发现揭示了不知情的无症状带菌者是如何成为疾病爆发源头的，并在随后引发了一场关于个人自主权与公共健康的辩论。

　　他梳理了1900年至1907年间在避暑别墅雇佣过Mallon的纽约富人名册，发现其中有22名感染者。伤寒是一种细菌感染，一般通过受沙门氏菌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患者会出现高热、腹泻等症状，有时还会出现谵妄症，严重时会导致死亡。

　　由于缺乏规范的卫生措施，这种疾病在那个年代相当普遍，纽约曾多次爆发过伤寒疫情。1906年，也就是Soper开始调查的那一年，纽约有639人死于伤寒。但之前从来没有出现一个单独的带菌者引发疫情的情况，当然也没出现过带菌者本身没有任何症状的例子。

　　Soper了解到，Mallon通常会在星期天做冰淇淋，并配上新鲜桃子。与热的、煮熟的饭菜相比，“这些生食直接与厨师的手接触，且无法进行高温杀菌，整个家庭很可能因此感染，”他推断说。

　　寻找带菌者

　　调查开始四个月后，Soper发现Mallon在公园大道的褐石建筑里工作。他后来描述道，这位37岁的爱尔兰厨师“身高约1.67米，金发碧眼，肤色健康，嘴巴和下巴线条有些硬朗。”当她看到Soper提供的证据，并要求自己提供尿液和粪便样本时，她拿着一把切肉叉冲了过去。

　　Mallon(右四)人生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隔离中度过。她很可能从未完全了解伤寒是如何传播的。两次疫情中，她估计感染了51人，其中死亡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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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Josephine Baker博士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卫生和公共卫生倡导者，他被派去说服Mallon提供样本，但也被赶了出来。Baker的父亲死于伤寒，此后她把推广预防医学作为自己的使命(并成为第一位获得公共卫生博士学位的女性)。“Mary的悲剧在于她不能信任我们。”Baker后来写道。

　　最后，Mallon在Baker和五名警察的护送下来到了医院，被检测出伤寒沙门氏菌呈阳性。后来的很多测试都证实了这一点。作为带菌者，她被隔离在了北兄弟岛滨江医院旁的一所小房子里。

　　Mallon自己没有伤寒症状，她不相信自己会传播伤寒。她很可能根本无法理解成为一名带菌者到底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她本身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的情况下。医生告诉Mallon，唯一的治疗方法是切除胆囊，但她拒绝了。1909年，《纽约美国人》杂志将她称为“伤寒玛丽”，这个绰号一直沿用至今。

　　那年6月，Mallon给她的律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抱怨了自己的遭遇。“我感觉自己成了人们眼中的奇葩。实习生也会来找我，询问全世界都已经知道的事实。结核病人会说，’看，她在那儿，那个被绑架的女人，’”她写道。“Park医生让人在芝加哥给我画了画像。我想知道，如果这位William H. Park医生受到侮辱，画像被刊登在杂志上，他或他的妻子还被称为伤寒威廉·帕克，他会作何感想。”

　　1909年，她起诉纽约市卫生局，案件被提交至最高法院。在公众舆论法庭上，Mallon激起了一场关于个人自主权和国家在公共卫生危机中责任的辩论。在法庭上，她的律师辩称，Mallon的监禁不符合法律程序。

　　法庭拒绝了她的释放请求，称“必须保护社区，防止这种疾病再度爆发”，但第二年年初，Mallon就被该市新任的卫生专员释放了，条件是她必须结束厨师生涯。

　　但由于没有其他技能，加上认识不到自己的危险性，Mallon只好重操旧业。在纽约和新泽西州，她为酒店、百老汇餐厅、水疗中心和寄宿公寓准备食物。1915年，斯隆妇产医院(Sloane Maternity Hospital)爆发伤寒，25人感染，George Soper再次被召去调查。最后发现，医院的厨师Brown夫人其实就是Mallon。

　　隔离生活

　　Mallon又被送回了北兄弟岛，重新开始了隔离生活。她白天会读书，或者在实验室里做医学检查。隔离25年后，她于1938年死于中风。Mallon从来没承认自己是伤寒带菌者，也许因为受教育程度不够，她无法理解这种疾病，也从来没有相信医生的说辞。Mallon死后，有9人参加了她在布朗克斯区圣卢克的葬礼。

　　在两次伤寒疫情期间，至少有51人因Malllon而感染，其中死亡3人。实际的病例数可能比这要高得多。Soper告诫说:“伤寒玛丽的故事告诉我们，提醒并教育感染人员做好自身防护，避免感染他人是多么的困难。”但当局已经改变了此类威胁的应对方式。Mallon去世时，纽约官员已经确认了400多名健康的伤寒带菌者的身份，但没有人被强制隔离。

　　受“伤寒玛丽”启发，科学家们提出了“超级传播者”理论。“因为’伤寒玛丽’的出现，人们认识到带菌者在疫情传播中极为重要，”Soper在1913年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每一个开展了有效公共卫生工作的国家和每一支有效控制了传染病的军队，都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