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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贫困》:“选择”卖春店的她们果真有选择吗?

历史长廊|2020-4-13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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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贫困》:“选择”卖春店的她们果真有选择吗?

  这个被社会最瞧不起的地方竟然给予了人生活的一席之地,这个被社会最不齿的场域竟然成为了人间最温暖的地方。

  偶然打开一个网页,看到「欢迎单身妈妈」「宿舍与托儿所设施齐全」的醒目标题,你是不是以为这是倍感温暖的社会给予单身妈妈的育儿援助网页?让你感觉社会对单身母亲友好了起来。

  然而,如若这不是育儿广告,而是卖春店网页的招聘栏广告。这是不是有点摧毁了你的想像?

  而这,正是日本卖春店对招聘女卖春者的具有吸引力的「召唤」。

  「选择成为性工作者」是我前段时间看完针对研究中国性工作者社会学者丁瑜所著的《她身之欲》最大的感悟。这同样也是丁瑜在那一本书中想要传达的「女性在成为性工作者上表现出了极大的自主权」的理念。然而,在我刚结束对日本NHK节目录制组所著的《女性贫困》关于日本贫困女性选择色情业的阅读中,我猛然意识到这种看似「主观能动性」行为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无奈的结构性力量,尤其是针对社会上的单身母亲,这种力量尤甚。即使这股力量目前看似仅发生在日本。

  提及单身妈妈,我们也许常会迸发出这样一些印象——「没有贞操观念」、「没有教养」、「受教育程度不够」,而这些所有的原因导致了她们「行为不检点」,所以「活该成为单亲妈妈」。而若单身妈妈走上了性工作者的道路,那就更加应证了这些刻板印象,于是单亲妈妈之所以成为单亲妈妈就是「自找的」。

  这种以结果为导向来推断单亲妈妈之所以走上色情业的逻辑事实上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这种结果导向论导致了造成单亲妈妈之所以成为单亲妈妈并走上卖春者的中间「引导」力量——社会,被隐秘的隐去了。

  对于日本社会而言,一般的幼稚园是在孩子出生后,通过地方政府组织申请办理手续,家长们才能收到孩子是否可以进入幼稚园的通知。而幼稚园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三点的保育时长并不能够满足外出工作的妈妈们的希望延长时间托管孩子的这一目标。因此如若她们有想要托付孩子的需求,她们必须寻求可以提供长时间保育的保育园去托管孩子。而幼稚园不足的问题在日本也没有解决,没有找到工作的母亲若以「正在找工作」为由申请入幼稚园是很难批下来的,尤其是对于便宜的并且有国家财政支持的公立幼稚园而言。相反,那些没有收到财政拨款的幼稚园保育园就可以自由经营,给需要的母亲提供长时间的托管服务。

  于是一些色情店与就近的民办托儿所签约,为单亲妈妈的孩子提供托管,公司还报销一半的托管费用。当工作场所可以为单身妈妈提供工作与辅助的时候,卖春店自然而然成为了她们的「救命稻草」。试想,在色情交易场所上班一天不仅可以拿到4万日元,同时还能让孩子接受正常的幼儿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孤立无援、经济拮据的女性进入高收入的色情场所难道不是自然的成为了一种选择?

  因此,东京郊外的一家性服务公司中有200多名女孩在此工作,年龄大都在20-40之间,这家公司因为对女性的后援工作做得很到位,所以受到好评,甚至不断有人希望前来工作。例如,27岁的幸惠说她工作的色情店里的客人在精神上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因为听到对方关心她的话语时,她会觉得开心。这是因为她在夜店之外的地方,家里、社会,都找不到温暖。她说:「店里的人就是我的家人,这家店就是我的家。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到这逛逛。」她把店称为家,而她真正的家呢?

  单亲家庭出身的幸惠,与母亲的不和,堂兄也对她进行性虐待,这致使她中学阶段就经常离家出走,而母亲竟不闻不问,后来再婚。在家里不能待下去的她高中退学之后早早出来一个人自立,但又遇上了诈骗犯大叔。无力偿还的她只能到夜店上班。她甚至连放假都会到她所称之为「家」的店里闲逛。这也许是她的主体性选择,然而这种自主性的背后,难道不是更多的无奈吗?

  众多年轻的女性与幸惠一样,来到夜店是因为她们经济上的贫困,然而这种贫困只是经济上的贫困吗?这难道不是社会与家庭共谋导致的精神与经济的双重贫瘠吗?

  正如某色情店老板指出的,大多数在卖春店工作的女孩特点是:人际关系破裂;稀里糊涂欠下了债;没有贞操观念;年纪轻轻有了孩子;具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不具备适应社会的知识;对安眠药等处方药有依赖。

  而这些特点却有这一条隐秘的因果链条。童年的时候,家庭没有给予她们良好的教育与教养,于是她们没有贞操观念,对色情业自然也不牴触。长大的过程中,社会也没有给予足够的教育机会去让这些底层的女性成长,于是她们不具备适应社会的知识。而没有良好的教育与家庭的她们又不得不进入社会谋生,于是她们被裹挟着进入了社会发展的浪潮之中。而社会中生活的她们,因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机会,又看不懂文字,于是稀里糊涂欠下债,被男人骗,然后年纪轻轻有了孩子。但这又得不到整个社会的支持,于是逐渐患上了抑郁症,对安眠药等处方药有依赖。

  在这种社会与家庭于她们而言处处是千疮百孔的情况之下,夜店成为她们最后的栖身之所。在这里,起码她能获得经济与精神的「双丰收」。

  这个被社会最瞧不起的地方竟然给予了人生活的一席之地,这个被社会最不齿的场域竟然成为了人间最温暖的地方。社会所不能实现的,竟然被卖春店实现了。

  也许我们会妥协,然后说:「或许这也不失为一种方式,起码能够让她们活下来,让她们不至于那么贫困。」然而事情难道在这里就结束了吗?若有这么简单,那么色情店也不失为一个好场所。

  然而吊诡的是,卖春店是为男性服务的,是以男性视角去购买女性的。在这里工作的女孩是不被允许长期干下去的。色情店需要不断地更换更加年轻的女性,这样品质才不至于下降。女性在这里,成为了彻底被物化的他者。

  我们都以为她们是主动选择了走进了色情业,而我们却忽视了造成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福利体制的溃败。当性产业形成了一个非常密实的安全网,从工作、住宅到患病儿童的托管无所不及时,公共部门却不能提供如此周全的服务。这难道不是社会保障的溃败吗?

  卖春店给这些弱势女性提供福利,是因为他们需要使用女性去成就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欲望。而这个社会的欲望是被谁塑造的呢?答案不难从购买卖春店的服务的支付者——男性中获得。因此,女性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女性的贫困被社会买卖与利用。这难道不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恶吗?

  而当她们到了不得不离开卖春店的时候之后,当这社会最后一道屏障都在她们眼前坍塌的时候,她们应该去向哪里?她们还有选择吗?她们还有生活吗?

  有,那就是「成就」下一代的色情事业——将孩子送进色情场所。二十一岁的小花在面对记者时,说:「这种工作(指色情业)工资高,如果女儿将来说想干这一行的话,我觉得我会同意。」

  贫困成为了一种轮回。女性只能售卖身体。

  数年之后,当小花的孩子问到小花:「妈妈,是不是只有从事色情业才能改变贫穷?」小花会怎么回答?社会会怎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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