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像样的社会公共生活，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话，“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社会公共事务向来被公权力垄断、占据，民间基本上无由置喙，而社会也始终难以发育、长养。

       改革开放以后，形势大为改观，社会的公共生活空间首先向经济开放，焕发巨大的生机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后文化领域也开始松动，出现了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公益慈善可以说是社会层面的公共生活，其开放则是近十来年的事，一批演艺明星和企业家介入慈善，大大扩展了慈善的影响力。同时，港澳台和国外的各类慈善事业也不断传到国内，催生了国内慈善文化的发育、发展和进步。

       在所有这些慈善活动中，尤其值得关注的就是以免费午餐、义剪救碧心等为代表的这类新型民间公益慈善。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他们完全是自发的，靠自己的理念、信念和能力来发动、组织、实施，基本上没有借助什么体制性资源，一方面展现了真正的社会性，同时也极大地拓展了社会公共生活的空间。

       这类公益慈善行动往往与公民的权利主体性相伴而生，并且贯彻始终。首先是权利意识的觉醒、权利主体的确定。每个人都是社会的权利主体，有权参与社会的任何公共事务。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观念，才有那样一些不依赖政府和其他组织，自发、自觉的公益救助行动。其次是权利原则的自觉运用。权利原则的一大内涵是人格平等，体现在这些公益救助行动中，就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在人格上完全平等，正是这一点使当代的这些公益慈善行动大大有别于从前。中国社会自古以道德作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在扶助弱苦的同时，却也蕴育出了自觉不自觉的道德自恋，并且在“德位合一”的传统政治文化中相伴而生出强烈的权力意志，体现在慈善行动中，就是高高在上的恩赐心态。而在今天的这些慈善活动中，道德自恋与权力意志几乎完全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尊重、平等、谦卑和无形迹的爱心。

       这些公益慈善行动还有一点引人注目，就是超强的行动能力和组织能力。这些公益慈善行动往往涉及面非常广，参与的人非常多，但都能有序进行，从发动到实施，有条不紊，没有极强的行动能力和组织能力，是做不到这点的。我认为这其实也与权利意识密切相关。权利本身就意味着正当性，这样的信念成为强大的精神动力之源。另外权利也提供了鲜明的行为指引，依照权利原则，只要不侵犯、影响、伤害到他人，行为就具有正当性。这样的原则使他们得以制定非常明晰的行为准则，完全不会出现价值混乱所导致的行为上的左支右绌、左右为难。这一点在当今中国转型社会尤为重要。

       这类公益慈善行动宣示了民间对公共生活的进入，他们首先是创造并不断拓展了社会的公共生活空间，然后以其现代理念和现代行为很好地塑造了这个公共生活空间的行为规范和组织秩序。

       社会公共生活空间的不断拓展是社会转型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样的空间不会来自任何人的设计或施舍，唯有靠自己的争取。但争取绝非空泛、抽象，必须融入到具体的行动当中。公益慈善就是一个很好的争取、拓展社会公共生活空间的渠道和平台，正是借助这样的渠道和平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社会，社会因而不断发育、成长，而中国社会的转型也才获得坚实的基础，否则就永远流于空想、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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