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大气粗的基金会和资源匮乏的草根组织各玩各的？于11月22日至23日在广州举行的第四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显然想打破这种国内公益行业长期存在的“怪现状”。150家基金会与87家草根公益组织同台登场，互诉衷肠。这无疑是多年致力于“拉郎配”的公益圈“大佬”徐永光先生所期待看到的局面。

 

       会上，“屌丝”公益组织特别是来自边远农村的机构大吐苦水，缺钱、缺人。占据大量公益资源的国内公募基金会，基本只在“体制内”运行。少有非公募基金会将视线投向这些草根组织。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与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财“劲”其用，有效公益》也显示，非公募基金会的资金使用受限于筹资规模，使用确实比较封闭，大部分基金会以自我运作形式开展公益项目，真正开展针对草根公益组织资助的基金会非常少。而在公益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多数的基金会是支持型机构。专家呼吁，基金会应多将资源投向支持草根组织发展。

 

       与常人的想象不太一样，富人慈善家的日子似乎也没有那么好过。比如中国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就在感叹，公益基金会面对“民间仇邪富、庙堂防大善”的传统，成长遭遇不少烦恼。他期待相关法律和政策环境能得到改善，让基金会摆脱“能生不能长”的痛苦。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认为，卢德之这样的富人是一个“风向标”，他的一番演讲代表了社会的进步。在他看来，“改革就是从‘ 违法’开始的。”改革、创新要落到实处，本次论坛将成为改革的推动力。

 

       为期两天的会议，共举办了10场专题论坛，就“战略性社会投资”、“基金会保值增值策略”、“基金会的资助之道”等议题进行了跨行业领域的对话与探讨。300多家机构的与会人士深入交流和探讨，非公募基金会如何有效使用和管理资金以及与此相应的策略、方法和具体实践。此外，年会专设特色创意活动，采用自主沙龙、闪电发言和观察员报告等形式，邀请多家公益组织、公益新人和专家学者参与互动，实现多元思维的碰撞。

 

       做慈善遭遇“成长的烦恼”

 

       卢德之(华民慈善基金会主要出资人之一、理事长)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其实都有“成长的烦恼”。虽然富有，但是信仰缺失、保障不力，他们常有不安全感。另外，富人的不公平感也与日增加，与一部分官员比，我们(企业家)至少还劳动，还要去行贿，他们却坐在那里收钱。

 

       选择做公益其实也是富人的一种“自救”行为。但即使作为富人阶层，要做慈善也没那么容易。去年我因为做慈善，还差点“慈善犯罪”了。因为深圳的税率比北京低，我拿深圳的钱去北京注册时，按深圳的税率缴了几千万元税金，没意识到未缴够，结果后来还被罚了2000万元的滞纳金。所以我认为，对于不合理的法律规定，有必要提出意见。

 

       我们国家自古以来都有“民间仇邪富、庙堂防大善”的传统。现在对于我们发起的公益基金会，政府的态度好像是“准生不准长”。我想，既然不让我们长，何必让我们生呢？虽然民间组织的申请门槛降低了，主管部门也不需要了，相关法律挺支持的，但是成长环境还是跟不上。但即便如此，基金会还是要“野蛮生长”、科学成长。

 

       我们的经济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100年甚至几百年所走的路。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的慈善事业，特别是家族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也可能有爆发式发展，可能赶上并超过西方国家。慈善就是分享，不分享就可能会更惨。

 

       农村N G O的痛苦基金会不懂

 

       高向军(四川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会长)

 

       近年来国际公益支持机构快速退出中国社会，本土支持民间公民社会发展的基金会又极其有限，特别是对乡村民间公益组织的支持更是寥寥无几。集中了大量公益资源的国内公募基金会，基本只在“体制内”运行，与民间公益组织无缘。本土的公益支持遥不可及，政府的支持不确定，很少有人问及和关心农村草根公益组织如何生存和发展，导致了农村N G O组织的生存难以为继。

 

       在面对大量需要帮助和支持的人们，我们经常处于不申请项目的话良心不安、申请项目的话更加举步维艰的状态，因为大多数时候执行公益项目都会加剧我们的生存负担。

 

       由于信息不对称，大多数时候农村N G O只能被动地参与申请基金会设计好的项目申请与执行。而一线N G O在深刻了解社会问题基础上根据当地实际开发设计的社会公益项目，很多时候不知道该与谁去对接，也很难得到基金会的回应和支持。

 

       目前国内有限的公益项目资金，基本上都只支持基层公益组织去开展社会服务项目，而对基层公益组织生存、发展支持却极为有限。

 

       农村公益组织身处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偏僻之地，服务对象分散面广，加之落后地区的社会生存环境更为恶劣，导致机构的刚性支出大，并且无稳定的支持来源。

 

       农村N G O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大多流向城市，加之机构人员费用没有稳定的来源支持无法招聘有足够能力的工作人员，因此一方面会增加机构对招募员工的培养成本，另一方面机构员工承担着极其繁重的工作量。

 

       中国社会草根公益机构的公益之路漫长而艰辛，我们请求基金会联合发起推动公益资源向中西部县以下中低收入人群集聚地的乡镇倾斜；发起推动基金会共同商讨支持草根公益机构生存的联合行动。

 

       像挣钱一样高效地做公益

 

       冯仑(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阿拉善生态协会第四任会长)

 

       站在捐赠者角度，无所谓富人、穷人，所有人都有可能是捐赠者。非公募基金，就是向特定人群去募款。我们应该积极推动鼓励提倡情感上的、本能的、善良的愿望驱使的捐款行为。比如陈发树先生，捐款的时候总在讲他小时候的故事。如果把每个人小时候的幸与不幸、意外、他们曾经发生的故事，哪怕是私奔的故事，都发掘出来，只要能让他把手伸向自己的口袋，把钱拿出来给其他人有更多的爱，都值得鼓励。

 

       做公益和挣钱一样，需要耐心、持久的爱心、坚韧的毅力；从今天做到明天，做到后天，做到永远。

 

       阿拉善曾经做过募款培训，其中一个方法叫写情书。找到跟你价值观相同的人，比如一个企业家，你认为他跟你价值观相同，那你就不停地给他写情书，慢慢打动他。阿拉善主要找的就是对地球有爱的人，而不是简单对所有人。如果让热衷老兵关爱的人给阿拉善捐款，比较困难。我们去找科学技术专业人士、不动产行业，这些人对环境、地球有改变的力量和特殊的爱好。所以我们要寻找同类，而不是寻找一切。

 

       做公益跟挣钱一样，企业家贡献治理经验与效率。我们要主张所有捐款人能参与到非公募基金会的治理中，创造治理经验。比如我参与发起了“爱佑”这个基金会，现在全国最大的儿童心脏病的基金会，其募款效率非常高：捐款人不超过20人，每年募到七八千万。每年对心脏病手术做到近五千例，像流水线一样做。

 

       这个基金会最大的特点就是由企业家来做，而企业家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有限的资源、按照确定的方向、最有效率地达成目标，这就是企业家的专业活儿。

 

       我们在基金会治理、业务模式，特别是公益模式上，逐渐做成平台和系统，有点像阿里巴巴。所有人把善款打出去之后，就自动执行，把程序操作完。为了让捐款人信任，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把捐款的使用情况贴出来，让他们知道自己捐的钱用在哪里。同时，我们额外有一个信托账号用于管理费用，捐款人的钱百分之百用于项目，不承担行政费用。这些治理来带动捐款的效率。

 

       陈光标先生这种捐款也很好，但效率就是一对一。我们通过很好地治理，来创造更大的效率，使募款和用款效率都大大提升。阿拉善也如此，一方面捐款，另一方面捐时间、捐能力、捐智慧，使公益组织更有效率，更透明，在国内的公益组织里做到标杆。

 

       数据说话

 

       非公募基金会整体人力资源不足：56.1%的基金会全职工作人员为1-5人，平均2 .9人，66.4%的基金会兼职工作人员为1-5人，平均4 .0 8人。

 

       非公募基金会总体收入偏低，高收入基金会主要以高校基金会为主。

 

       在年度总收入10 0 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基金会中，56.1%为学校教育类基金会，而50%的基金会年度总收入低于中位值2 83万元。

 

       62.9%的捐助性项目资金流向高校、中学等事业单位类社会机构，6.5%流向政府机关，真正用公益行业内部基金会和民间公益组织的资助分别为5.8%和13.5%。

 

       责任编辑：语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