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东英和邵关通夫妇生活的地方叫坞里村，位于杭州的萧山区。邵关通58岁了，他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韦东英老家在广西，经人介绍远嫁到这里。韦东英刚嫁过来的时候，第一眼就喜欢了这小村庄。空气好，水好，附近的小山长满了郁郁葱葱的竹林，别有一番世外桃源的韵味。

 

韦东英和邵关通夫妇

 

       然而，从九十年代开始，这个村子被越来越多的工厂看中，在短短十年间，陆陆续续建起了几十家化工厂、颜料厂、制药厂、印染厂等等。现在的坞里村，几乎已被这些工厂结结实实的包围了起来。

 

       “他们的污水排到田里来了！”

       最初发现附近工厂在排污的，是邵关通。出去打渔的时候，他看到很多工厂都肆无忌惮的往钱塘江和内河里面直排污水。那时候有几家印染厂离他家约莫一公里，污水就直接排放到了农田里，抽水泵一打，农田里的稻谷都死了。村民们找上门去，工厂就给村民赔了钱，却依然坚持说，只要庄稼还能长出来，就是能吃的。

 

       这04年到06年期间，只要把地面挖开，蹲一个小时看一看，就会看到地下的水渗出来都是红的、黄的各种颜色。邵关通不相信这些污水真的对粮食没有影响，像企业跟他们讲的那样。

 

       而以打渔为生的邵关通夫妇渐渐发现，连打上来的鱼都有了一股“化学”味儿，味道明显和以前不一样了。拿这样的鱼去市场上卖，令他们觉得非常不安。

 

       邵关通不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心里觉得跟污染有很大关系，很是担忧。与厂里的人几次沟通无果，他想到了找政府。由于不识字，妻子韦东英就成了他的代笔，写着各种各样的上访材料，不折不挠的“折腾”着。

 

韦东英和邵关通夫妇收集的污水样品

 

       走过十年艰辛路 

       环保，起初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模糊的概念。夫妇俩一开始是一看到污染就给环保部门打电话举报。然而等环保部门接到举报，派出工作人员来实地调查的时候，工厂早就闻风而止，关了排污管。环保部门到现场抓不到排污，就只能回去了。工厂就立即又开始复排。

 

       这样折腾了几次，邵关通和韦东英琢磨出了一个应对的招数，他们特地买了一个相机。出去只要一看到排污，就赶紧掏出相机来拍照，记录好时间、地点，并把这些照片洗出来作为证据，继续举报。

 

       工厂依然百般抵赖，声称自己的排放是达标的，照片不能体现任何检测数据。执着的夫妇俩又想出了取样的招儿，随身都带着空塑料瓶，一旦看到排污就去接一瓶样品。

 

       在多年的努力后，他们也曾得到过一个“三年内解决问题”的承诺，然而三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善。

 

       如今，照片已经积了几斤重，装满污水的采样瓶也堆成了一座小山。他们也想不到，这条环保之路，居然一走就是十年；更没想到，这条路会走的这么艰辛。

 

       韦东英心疼地说，老邵做采样、做上访，把头发都从黑做到了白。然而十年过去了，今天他们依然没有看到一个积极的结果。生命的隐忧

 

       坞里村每年患癌症去世的，最少也有5、6人。最年轻的只有30多岁。韦东英夫妇曾经也走门串户，收集村民的抽样调查。在她给我们看的其中一份问卷上，清楚的写着：“我希望我的后代可以不要患癌症，我希望我们的环境可以变好。”而当初填写这份问卷的患者，已经去世了。

 

       癌症的阴影笼罩着这个地方，村民们只是模糊的感觉，这跟那些兴起的印染厂和化工厂肯定有关系。但是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那些工厂生产时到底用了什么化学物质。

 

       坊间流传说，印染厂工作过的姑娘们就生不出小孩子，很多男人因此都不敢让老婆去印染厂工作。而工厂也不愿意在本地人中招工，因为担心本地人如果在工厂生病了，上门找的快，会给工厂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只想对自己的子孙有个交代”

 

       因为一直在“找麻烦”，邵关通家里还有几次半夜被人砸了玻璃，弄得老两口提心吊胆，睡也睡不好。村里的乡亲有时候也会劝他们，算了，没用的，不要再做了。但是夫妻俩心里放不下。“这里的环境以前这么好，现在却搞这么糟糕。如果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环境留给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子孙以后祭拜我们的时候也不会感激我们。他们只会问，祖先们啊，你们到底在干些什么啊。”韦东英说着这些话，心里惦记着在外求学的儿子。

 

       “我们不希望工厂搬走，因为他们就算搬走了，也会去继续污染别的地方。他们搞脏了这里一个地方，还会去搞脏别的地方。全中国能有多少个地方这样让人糟蹋呢？”夫妇俩经过这么多年的斗争，已经从最初单纯的希望工厂搬走，而想到了更远更广的场景。“这是我们的家，我们只想对自己的子孙有个交代，给他们留一片还能生存的干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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