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核事故已经过去两年，这场灾难对核能前景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确。对包括德国、意大利和立陶宛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来说，福岛事故就是促其摒弃核电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英美等另一些发达国家，则像福岛事故与其毫无关系一样，继续推进核电计划，因为他们的反应堆设计不同，操作员更能干，也没有海啸威胁。发展中国家受福岛事故的影响最小，土耳其、越南和孟加拉国等国对核电还一如既往地雄心勃勃。

 

　　核安全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对现有反应堆提出详细的升级要求，新近改组完毕的日本核电监管部门要求（本国反应堆）进行大幅度改良，这丝毫不令人意外。

 

　　真正让人吃惊的是，法国的核安全监管部门公布了强制性大幅升级清单，这是迄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采取这一措施的欧洲国家。对于新设计来说，要想反映出在福岛事故中吸取的所有教训，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切尔诺贝利事故过去二十五年之后，第一批“后切尔诺贝利”设计的反应堆才在世界各地投入使用。

　　但是，早在日本核危机发生前，核产业就已经面临巨大的问题。经济衰退、融资困难、对作为实现“核复兴”动力之源的新设计的生存能力的疑问……种种问题，勾连交织在一起。

 

　　核电建设成本高企

 

　　十年前，核电产业承诺说要生产新一代的反应堆，即所谓的“第三代反应堆”。这种反应堆更安全，也更简单，因此造价更低、更不容易发生工期延长。其每千瓦发电能力的成本只有不超过1000美元，也就是说，一座发电能力100万千瓦的反应堆只需10亿美元，使得核电比天然气发电的成本还要低。

 

　　尽管此后外部因素（对气候变化的关切增加，化石燃料价格上涨——至少在页岩气发生影响前如此）正在朝着有利于核电的方向发展，但其在经济方面的优势却严重削弱。据估计，核电站的建设成本已经增加了七倍。

 

　　然而，头两个第三代反应堆订单（一个是芬兰的奥尔基洛托核电站，一个是法国的弗拉芒维尔核电站）的建设都出现了灾难性的结果。两个电站用的都是法国阿海珐公司的EPR设计，但其建设全都至少延迟四年，并且超过预算一倍还多。这严重破坏了新一代反应堆的声誉。

 

　　另一个领先的第三代反应堆设计是西屋公司的AP1000。该公司总部设在美国，老板却是日本人。2012年，美国下了四座AP1000反应堆的订单，但如今连第一罐水泥都还没有浇下去，就已经出现了开工延迟、成本超支以及质量问题等一大堆麻烦。

 

　　核电中国的崛起

 

　　对于核产业来说，近年来的一个亮点就是中国逐渐成为核电主要市场。从2008年到2010年的短短两年间，全世界开建的反应堆有38座，远远超出之前的20年。然而，其中有25座都在中国，6座在俄罗斯，3座在韩国。

 

　　这一世界市场平衡的变化在供方也有所体现。传统的西方市场领袖开始被“新手”们抢走订单。俄罗斯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核电技术出口国，先后获得了土耳其、越南和孟加拉国的订单。韩国则在竞标中“完胜”法国“冠军”阿海珐公司，赢得了阿联酋的一个大单。

 

　　尽管中国还没有获得国外的订单（除了巴基斯坦的两个小型反应堆），但其一直被视为市场上的一个重要新力量。这一说法的基础，就是来自中国的反应堆价低而质优，不过目前还缺乏证据的支持。

 

　　中国的情况常常要比想象的更加复杂。

 

　　中国有三家相互竞争的核电设备供应商：中国广东核电集团（CGN）、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CNNC）和国家核电技术公司（SNPTC）。其中，中国广东核电集团近年来完成的18份订单，使用的都是其CPR1000设计，这是一个已经存在了 40年的模式，比1978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还要早。

 

　　有证据表明，早在福岛事故之前，中国每年高达10座反应堆的建设速度，让中国核电设备供应链绷到了不可持续的强度。但与此同时，反应堆所用的设计却是公认的老旧。因此，福岛事故之后，中国开始停止新反应堆建设，可能反而是一个福音。

 

　　中国也很清楚采用更现代反应堆设计的必要性。2007年到2008年，中国订购了6座第三代反应堆，四座来自西屋公司，两座来自阿海珐公司。这对西方供应商来说是一个大馅饼，它们期待这可以成为新设计反应堆的样板，因为买家是中国，这些反应堆应该可以按时按价地完成建设。

 

　　但是，随着建设估算成本的不断上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些新设计对中国来说太贵了。还有报道说AP1000反应堆的建设拖后了一年，成本也超支了。这令上述三家中国供应商开始探讨开发自己的第三代反应堆。由于这些都不尽如人意，去年11月中国重启新反应堆建设时，两个得到批准的新项目采用的都是老技术。

 

　　中国不确定的核电未来

 

　　目前，中国处于一个困境：如果想要维持核反应堆供应产业的生意繁荣，就需要源源不断的订单；但中国的新设计可能还要好几年才能投入建设，所以目前的新订单只能还用老设计。为了确保在世界核电设备市场的一席之地，中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或许是五年），需要有一家可靠的西方核安全监管机构来进行一次全面的设计评估。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寻找其他方案，最后选择重启搁置已久的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 (PBMR)的示范装置。这一设计模式是由德国开发的，五十多年来一直被核电迷们视为理想的核技术。但是，无论是当初的德国，还是后来的南非，这一设计模式的商业化尝试都无果而终。至于中国是否能更成功地将其理论上的魅力转化为商业设计，还要拭目以待。

 

　　尽管中国如今已经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核电设备进口市场，但核电对中国来说并不重要。即便中国继续大量建设反应堆，核电在中国电力供应中的比例仍然不到10%。阿海珐和西屋公司想要中国成为样板的希望如今已经逐渐消退。

 

　　最终，核电只有具备与其它能源竞争的能力才能生存。然而，除非实际成本急剧增长的势头能够得到逆转，核电是不可能有力与其它能源竞争的。由于核电的不良记录，金融家们都不愿为新核电站融资，除非所有问题的成本都能转嫁到电力用户头上。因此，对核电的前景来说，最坏的情况是新核电项目都无法融资；最好的情况则是推高新核电项目的借款成本，使核电的成本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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