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移民的生活成全球性难题

       对霍奇金斯的团队来说，在气候移民这个范围较窄的问题上形成一个条约，代表着有机会打破僵局、在更广泛的气候变化议题上达成协议。他说：“我们承认制定条约这件事本来就很困难，气候变化方面的条约尤其难。但是我确实认为前进的一个办法就是将问题分成小块，多少会让它更好办一些。”

       尽管他的话没错，而且事实证明他的团队在气候移民上的努力比联合国更雄心勃勃（同时也更麻烦）的气候谈判进程更有成果，但前方仍然存在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广泛的人类福祉问题。因为气候移民牵涉到大量人口要离开长期生活的家园，寻找新的居住地。如何能够在不影响其他人领土权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点？

       第二个挑战是，这会带来一定的风险，让各国政府用气候变化的借口移走他们想要迁移的国民，或者只是让他们作出糟糕的决策。比如，中国西部有大批牧民在气候变化的名义下被迁出草原，即所谓的“生态移民”。这些牧民滞留在城市，没有生计，也没有社交网络，而此举对草原保护的效果微乎其微。

       霍奇金斯爽快地承认，他的条约在这些问题面前的作用是有限的。他说：“我确定各国政府会作出此类决策，我也确定在某些情况下，气候变化会被当作一个借口来达到与气候变化无关的目的。这一点没有疑问，但会产生问题，一些靠条约无法避免的问题。”

       资金问题

       然而，最大的挑战或许还要数资金问题。发达国家关于“适应基金”的承诺远未能兑现，而且本国气候成本的不断升高也会让它们为别国气候移民提供资助的热情大减。根据灾害分析机构Eqecat公司的数据，单是飓风“桑迪”就给美国造成了高达500亿美元的损失，而且据预测，极端天气事件还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服各国掏出比过去更多的钱来帮助别国应对气候变化，恐怕很难办到。

       霍奇金斯说：“在这一点上，有时我们很难不对整个气候变化问题的前景感到悲观。总的来说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尽管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各国都从自身利益出发用更狭隘的方式来处理，只顾及自己的国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做法的结果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可能会非常危险。”

       不过，气候移民对话的一个方面让霍奇金斯感到高兴。与气候变化减缓目标、清洁发展机制（CDM）和气候变化讨论中其他更加“理性”的方面不同，移民是一个更容易描述和领会的问题。“人们能够理解它，因为我们都有家。所谓气候移民，就是被迫迁移的家庭，和需要新家的人们。这是一个非常‘人性’的问题。根据我做律师的经验，当人们直觉地理解一个问题时，就会有助于找到解决之道。”

       挑战还不止于此。作为一名航空领域的律师，霍奇金斯把气候变化融入了他的职业生涯，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关于航空排放立法的所有“死结”。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最近欧盟企图将国际航班纳入其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尝试遇阻。在谈了一会儿这方面的困难后，他的声音变得明快起来：“哈，气候移民毕竟不会有这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