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作为无国界医生这样一个国际性的非营利组织，是如何在这数十年中，在走过数个国家后，还能始终保持独立、不偏不倚的公益立场的？

　　黄洁心： 无国界医生严格遵守国际医疗守则，坚守提供人道援助的权利，并保持中立不偏颇之立场。无国界医生也要求工作人员在进行救援行动时不受任何阻挠，同意遵守其专业操守，并坚持不受政治、经济及宗教的左右。“无国界医生”的独立性质，对于我们的长远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存在并不是基于某种官方委托或国际上的委任，而是基于人道主义和全世界400多万捐助者的委托，和3万多名工作人员（当中包括2500名国际救援人员）的热心工作之上。我们要将医疗人道救援准确且最大效率地传递给有需要之人，就需要有独立运作和不受恶劣环境影响的能力。

　　但我们所倡导的“独立”，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像一个“独行侠”一样我行我素。事实上，在不同的国家，我们会和当地卫生部门合作，但是我们也要求独立作出评估，如果我们在某个地方开展项目，这不会是因为任何原因，而是因为确实的医疗人道需要，我们要独立地决定，是否开展项目。

　　而要想评估、行动独立，则要财政上的独立。我们有非常专业的体系来支持我们的世界范围内的筹款。在我们得到的捐助款项里，有89%来自私人捐款者，这个比例在国际上是比较高的。同时，我们不接受来自军火商、钻石商、石油商等特殊行业的捐助，这也就确保了救援行动的“资金源头”的独立性和纯洁性，确保救援行动不被操控，不带有意志的指向性。

　　记者： 无国界医生这样一个大型的全球组织，势必需要一个非常高效的管理模式，你能简单介绍一下机构在组织管理方面的经验吗？

　　黄洁心： 无国界医生有3万多名员工，每年约有6000人次的国际救援人员参与救援行动，救他们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六成是医护人员，四成是非医护人员。因为救援是非常系统的工程，不仅要有医护人员的存在，还要有负责建筑、人力调度、项目统筹、财务、电、通信、车辆、物资供应等人员，这些一线人员指导着全球的前线工作，也会培训数量众多的当地员工。

　　我们国际协调办公室在日内瓦，五个行动中心分别位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日内瓦、巴塞罗那和巴黎。行动中心负责管理和监管全球60多个地方的救援项目，中心人员也会留意各地发生的天灾人祸，并在最短时间内动员紧急支持人员及物资协助救灾。此外，全球各地还设有办事处，负责招募救援人员、筹款和推广工作。

　　在这些分部的组成人员里，很多都是拥有一线救援经验的人，因为只有经历过一线的救援，才能明白具体调度中的关键点。

　　去到一线的救援人员从项目回来后，回归自己原来的工作和生活，同时也可以加入无国界医生的协会，从协会中选出董事会成员和主席，监督办事处的运作，从年度计划到财政预算等，确保办公室的工作不偏离人道救援组织的初衷，遵守透明和问责的原则。

　　记者： 无国界医生每年70%的筹款用在非洲地区，20%的筹款用于亚洲。而在中国，无国界医生的救援项目也似乎正在减少。这些情况意味着什么？

　　黄洁心： 相对于非洲许多国家，亚洲的局势是比较稳定的，医疗人员教育水平也相对较好，管理上也比较顺利。当然这是大而化之的说法，像我所去过的缅甸，就有200多万人的穆斯林罗兴亚人群体既不受缅甸承认，也不被邻国孟加拉国接受，所以他们没有公民权，所获资源有限，200万人中只有不足5名医生，急需医疗人道援助。

　　我相信，每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特色。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更需要适应其巨大转变，这个转变其实是：中国人、中国政府、中国企业在日渐强大起来，公益组织在崛起，被援助的地区慢慢变成了一个提供援助的地区。很多中国企业家和爱心人士开始成长，在为国内奉献的同时，立志于向外传播爱心。

　　我想，无国界医生愿意通过经验分享，让国内民众对国际事务有所了解，也愿意跟政府和社会中的不同公益组织进行沟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直接参与地震搜救救援，慢慢转变成引导包含公益交流的互助形式，以及发掘中国的公益人才，让他们走入更广袤的公益天地。

　　如果中国境内有医疗人道救援的需要，无国界医生一定会对中国有所贡献。而目前或者在未来，无国界医生也正在创造一个平台，让中国的爱心人士走出去，实现自己的国际公益理想。

　　人物档案：

　　黄洁心来自香港，2002年加入无国界医生（香港），此前，她是《明报》的一名记者。2004年，她进入无国界医生的缅甸项目，担任该项目总管助理长达17个月。2006年3月，她开始筹备无国界医生在广州的代表处，并岀任无国界医生中国事务联络经理。2008年汶川地震后，黄洁心赴灾区参与救援，并于次年7月参与无国界医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项目，担任人力资源统筹。其后曾任无国界医生香港董事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