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方式的捐赠最为高效

 

　　那个池塘的比喻已经诞生40年了，但是基本上没人真正听进去。哲学家们认为它很荒谬，因为这对普通人提出的要求太高，哲学家不认同把自己的钱捐出去是一种道德义务。

 

　　曾在大型对冲基金桥水联合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工作的两位分析师——霍登·卡诺夫斯基（Holden Karnofsky）和埃利·海森菲尔德（Elie Hassenfeld）——努力要改变这种现实。他们共同创立了非营利组织“GiveWell”，致力于对慈善组织进行分析，帮助人们决定把钱捐给谁，而不是该捐多少。比如说，他们会考虑到，捐钱给疟疾应对组织可以拯救生命，而捐给纽约城市芭蕾舞团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好处—虽然可能会催生更好版本的《天鹅湖》。

 

　　把钱捐到不同的地方，会造成巨大差异——目前强调这一点的并不多。传统的慈善组织评估机构，比如慈善导航（Charity Navigator），并不会重点了解一个慈善组织的目的，而是重点确定这个组织是不是涉嫌欺诈，或者管理方面是不是官僚、臃肿。他们不会替捐赠者计算把钱捐到哪里性价比最高。

 

　　“你可以捐款替一位美国盲人训练一条导盲犬，成本约为40000美元。”曼特·维治（Matt Wage）说。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也是金融业从业者，会把一半收入捐出去。“但是用同样一笔钱，你也可以帮发展中国家400到2000人做青光眼手术，以免他们失明，这种手术每人只要20美元。”

 

　　哪种做法更好？GiveWell尝试进行计算。它利用一些随机化研究，比如麻省理工的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的研究，来分析哪种方式的捐赠最为高效。实验室最有名的一个发现是，免费发放可以减少疟疾传播的蚊帐是防止早夭的极其有效的方式；不无巧合的是，GiveWell评价最高的慈善组织——对抗疟疾基金会（Against Malaria Foundation）——就是干这个的。

 

　　还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直接现金转移——也就是“发钱给穷人”——比大多数旨在发放食品、住房等物资的行为更加有效；在GiveWell上面排行第二的慈善组织GiveDirectly就是这样一个高效的机构（它只有8%的管理费用和两名员工），其慈善项目就是直接向肯尼亚的贫困家庭发钱。

 

　　GiveWell致力于强调这样一种慈善：严格强调方式，吸引更多有头脑的人，而不只是好心肠的人。这使得他们在一些定量型人士——比如软件工程师和金融分析师——中间更有市场。

 

　　杰夫·考夫曼（Jeff Kaufman）就是一个例子。家住马萨诸塞州剑桥镇的考夫曼是一名程序开发员，在Google工作。2012年，他和妻子茱莉娅·瓦尔兹（Julia Wise ）成功地把生活费控制在10000美元，两人每年把至少45%的收入捐出去（其他的用于储蓄和交税）。考夫曼和瓦尔兹细心地在博客上记下了他们的花销。比如，2010年，他们每个月在食品上面的开支仅为164.44美元，每人每周花38美元在非必需品上（比如所有的非日用食品开支）。2012年，他们搬过去与杰夫的家人同住，据他们说这样省下的钱更多。

 

　　考夫曼认为GiveWell严格的量化控制非常有吸引力。“我们过去曾尝试自己去做这样的研究，后来发现GiveWell真的很好。”他说。“他们的价值观跟我们很相似，而且他们的工作做得很透彻。”

 

　　去有钱的地方

 

　　如果说GiveWell为公共提供了经验主义的例证，那么Giving What We Can（“尽己所能地给予”慈善组织）则提供了道德意义上的例证。

 

　　这个组织的创立人托比·奥德（Toby Ord）是一位澳大利亚哲学家，在牛津大学任教。这并非偶然。牛津大学哲学系塞满了效果主义者（根据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对外界的影响来判定该行为是否道德）或那些认为道德就是要把“善良”最大化的伦理学家—不管你如何定义“善良”。

 

　　Giving What We Can主要进行慈善组织评估。英国诸多主流媒体—比如《卫报》、《每日邮报》和BBC—都曾经对这个组织进行报道。最初的报道聚焦于奥德2010年许下的一个承诺，他说一生要捐给慈善组织150万美元，对于一个一年才赚50000美元的牛津毕业生来说，这听上去有点离谱。

 

　　在此过程中，奥德的同事、慈善共同创者业威尔·迈克阿斯基尔产生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想法。2011年末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movement）发展到最高潮时，他在牛津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题为《想做有道德的事业？那就成为银行家吧。》和特里格一样，迈克阿斯基尔意识到，捐款的百分比并不重要，绝对数目才重要。奥德也许穷尽一生可以捐出150万美元，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单是2012年收入就超过1500万美元，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贝兰克梵年收入达5000万美元。

 

　　投资银行家的收入并非最高的。2010年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收入50亿美元。假设保尔森一直这样工作着，搬到霍波肯（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一城市）一个工作室，将每年生活成本减少到3万美元，把50亿美元中剩下的部分全都捐出去，那么他一年拯救的生命就将是奥德80年拯救的生命的3000倍。所以，带着“利用收入来拯救生命”的明确目的进入金融业，有何不可呢？

 

 

　　很快，迈克阿斯基尔就和以前的学生本杰明·托德（Benjamin Todd）一起创建了“八万小时”（80，000 Hours，这是一个普通人一生所工作的时间），主要是帮助人们做出更有道德的职业决定。显然，不管是迈克阿斯基尔还是奥德还是他们的组织都明白，所有人—甚是多数人—不会觉得“挣钱是为了捐出去”是最好的选择。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用80000个小时去交易衍生债券。他们强调了这一点，并表示，政策型工作、游说和科研工作也是可以拯救大量生命的职业选择。事实上，奥德和迈克阿斯基尔计划继续宣传这一点，而不是鼓吹“赚钱往外捐”。“我不认为我应当在金融城工作”—金融城就是伦敦的华尔街—“既然我能影响到别人。”迈克阿斯基尔说。

 

　　当年，25岁的彼得·辛格在《哲学和公共事务》上发表那篇文章时，肯定没有想到它会推动詹森·特里格这样的人进入金融行业。不过，今年66岁的辛格对于这样的结果深感欣慰。在忙着反击宗教反对者、帮助领导动物权利运动的间隙，他也一直宣传着“挣钱往外捐”。他也有自己的慈善组织，名为“你能拯救的生命”（The Life You Can Save），源自他所撰写的同名书籍。该组织也在大学组织各类活动，是Giving What We Can 和80，000 Hours的非正式盟友，他认为，“赚钱往外捐”是一个人可以作出的最有道德的职业选择之一，甚至比他本人的选择更加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