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一直冷清贫寒的中国公益界近年来有些热闹了，体制内外的各种评奖、创投、资助、购买、孵化、人才培养计划和出国考察此起彼伏，商业精英和巨量资本开始涌入。一些民间组织借势大举扩张，有的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有的建立专项领域的网络联盟，有的则在产业链上嫁接姻亲或战略合作，也有的直接建设自己的“联合舰队”。在公益海洋里，终于不再只是政府和体制内事业单位一支独秀了，也有了“民间鲸鱼”依傍在体制周围。在上上下下欢呼公民社会的春天之时，一种新的现象似乎正在中国公益界内形成：“公益托拉斯”现象。

　　托拉斯(Trust)原本是指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种形式，生产同类商品或在生产上有密切联系的垄断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而从生产到销售全面合作组成的垄断联合。托拉斯旨在垄断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和投资范围，加强竞争力量，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托拉斯的董事会统一经营全部的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领导权掌握在最大的股东手中，而参加的企业在生产、商业和法律上都丧失独立性1。而公益界内所形成的垄断组织形式，无论是其自身品牌的上下延展和扩张(如连锁式)，还是与姻亲或其他机构的横向战略合作(如产业链、联盟式)，使得多数资源和公益市场控制在少数垄断组织的现象，笔者认为可以称之为“公益托拉斯”现象。

　　中国公益界一直以来由政府垄断。直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国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他们的公民责任感也得到了极大的激发”，徐永光高呼“2008，中国公民社会元年！” 2而移动互联和微博的兴起与“郭美美”之后，体制内的公益寡头们纷纷成为众矢之的；中国“超女”、“星光大道”、“好声音”、“梦想合唱团”等一批主流媒体节目，撕开了民主选秀的口子，草根英雄终于崭露头角；民众对公益的关注和热情水涨船高，民间力量受到空前追捧，一些社会精英就势崛起：一些公益从业和成长周期不足数年的公益精英和民间组织成为政府购买、参政议政、草根追随、媒体聚焦和公众关注的“明星”，正在快速扩张并呈现出垄断之态势的“公益托拉斯”趋向。

　　笔者在为此欣喜同时，也有一丝困惑和担忧。快速崛起和扩张的民间组织的背后是由哪些力量在推动？这些背后的力量代表哪些利益？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否充满着具有独立的、自主的、多元的社团所组成的社会制衡？中国公益市场的竞争刚刚开始，可游戏规则与公信力尚未建立，公益海洋中的小鱼小虾们是否能够真正获得自由平等的生存、竞争和发展的空间？

　　根据笔者的观察，大多数快速扩张的民间组织背后都获得了政府购买和支持，有些甚至就是在政府部门一手扶持之下出生和成长壮大的。这些组织在某些方面恰好能够满足政府或企业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创新”需要，有的组织是专门针对政府的“社会服务外包”或者“商业战略发展”而成立的，继“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之后，目前“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社会精英”的精英联盟模式热火朝天。这些情况在政府管理、市场资源配置与社会大众需求相一致的前提下，当然无可非议。然而在中国当前从一元治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关键时刻，在改革进入深水期“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3的时刻，我们应该对当前中国公益生态环境的变化有所警觉，特别是“公益托拉斯”趋势可能会使正在孕育的中国公民社会“去社会化”，成为精英联盟的“第三势力”。

　　学者孙立平指出，“在中国寡头统治之下，社会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已经成为四个明显趋势”，“精英联盟寡头化的结果之一，是侵占了其他阶层的发展空间。”“中国精英寡头的问题之所以凸现出来，与其说是由于其自身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其他群体社会与政治权利的被剥夺以及由此造成的无力状态，以及其权力的靠山。”同时，“值得警惕的是，赢者通吃开始扩散到社会生活许多方面。”

　　纵览中国的百万家草根民间组织，他们的年收入低微，生存环境恶劣，他们所积累的丰富社会经验和智慧轻易地被掠夺，甚至有的民间组织领导人不得不发出“再也不敢去公益投标了”的感叹！他们对社会的默默奉献和产出的社会价值没有得到基本的尊重和认可。当前中国的公民社会发展，如同三十多年前的市场发展一样，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然而我们不应当重蹈市场覆辙，更应当对“公益托拉斯”与四个趋势(即社会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引起警惕。公民社会的使命应该是为了打破社会阶层藩篱、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为了让社会保存丰富多样的生态物种、促进相互尊重和信任，因而使人类得到应有的福祉，这个社会才会更加美丽，而不是加剧这四个趋势，让底层更加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