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中期以来，面对现代文明强势推进过程中日益严峻的生存与生活环境问题，国内外学界立足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度反思，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诸如“生态经济”、“生态文明”、“生态伦理”、“生态政治”、“生态美学”、“生态道德”、“生态体验”等，一种新的“生态理性”和“生态价值信仰观”正在彰显。

　　与之相联系，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生活品位以及幸福生活满意度等的追求，生态和环境应是构成现代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念越来越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国内外很多地方高举“生态幸福”的旗帜，将环境的保护当作最重要的财富大文章来做。以“气候”为例，许多城市甚至提出了“气候让城市更和谐”，大力发展“城市气候”事业的发展理念，而“生态让城市更美好”、“生态让生活更幸福”的理念则逐步深入人心。

　　一种基于科学发展观基础之上的真实的、可触、可摸的幸福

　　生态幸福呼唤一种合理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它强调发展本身并非目的，而只是一个过程或一种手段。著名生态文学家爱德华·艾比对西方文化中的“唯发展主义”观念做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发展必须要有所制约，“一个只求扩张或者只求超越极限的经济体制是绝对错误的。”（参见王诺·爱德华·艾比著：《唯发展主义批判》，载《世界文学》2005年第6期）以生态幸福的实现为目的的发展观谋求的是让人类的生存更安全、更健康、更舒适、更自由、更解放，精神更为充实、人格更加完善的发展。惟其如此，才能缓解直至消除生态危机、恢复和重建生态平衡，实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和谐幸福生存的美好境界。

　　出于对人类发展的未来命运的深度关切，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的推动和共同努力，在世界范围内，以全人类的生态幸福为核心的发展观逐渐被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价值观所普遍接受。1990年，以联合国发展规划署首次提出“人类发展”这一概念为标志，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开始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同；1996年，围绕“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的联系”这一主题，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探讨了五种“有增长而无人类发展”的情况。其中第五类是“无未来的增长”，即不顾自然资源耗竭和人类居住环境恶化而换来的增长是不能、也不值得持续下去的。它不仅损害了当代人的生活条件和健康，而且严重的是损害了代际均衡。至此，“发展以生态幸福为本”逐渐成为共识。

　　一种人类群体共享的幸福

　　生态幸福的最高境界和根本，一定不是个人的、民族的抑或国别的，如果仅仅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和界定生态幸福，绝对不是幸福的本义和真义。历史地看，基于生态关怀的真正的幸福，一定是全人类意义上的。被西方学者一致奉为“增长经济学泰斗”的凯恩斯认为：“现在，人类的需求看上去大概是无止境的，这是事实。但这些需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无论我们人类处于什么境地都需要的绝对需求；一类是只有得到满足后才能提高我们的身份、使我们感觉比其他人优越的相对需求。第二类需求，那些满足优越感的需求，可以是无止境的。”第二类需求中有不少是“虚假需求”，如果泛滥，生态幸福只能是一种理想。由于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导致了国际间、地区间社会发展的快慢不均，使得全球各地人们的生态幸福现状有很大的差别。“实际上，即使是按照善意的理解，对幸福的阐释也是多元的，并不是说物质财富越多就一定越幸福。”

　　一种基于生态理性信念的人类整体生存利益之上的幸福

　　当人类津津乐道于一己的进步成果，享受着眼前的幸福生活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自然资源的短缺、生态的退化、环境的污染加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都是人的不合理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制度安排本身和不恰当的实践引起的。”通常情况下，具有生态理性的人，其行为不以个人利益为目的，而是会考虑到整个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他能对一切与环境有关的事物做出符合生态学的评价，用自觉的生态意识来保护整个生态系统，以达到全人类共同的利益。”这种见解深刻而精到。它表明，幸福本质上是一种关涉生态的生存与生活的整体观，生态幸福理想同时伴随着一种全新的更为高级、更为文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崇尚节约、简朴、健康、自知、开放、人道、共存、对话、多样性和面向未来，反对浪费、急功近利、浮夸、奢侈、单一性、剥削、奴役、占领、压迫、掠夺、专制、唯意志、故步自封、抱残守缺，技术至上和环境虚无主义的践履。而幸福的生态关怀，不仅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力进化，更是一种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开明的价值悟性，一种意义恒久的永恒的文化变革。

　　一种体现了代际公正的人类长远的、可持续的幸福

　　正如真正的幸福一定是以全体人类为主体一样，生态幸福作为整个21世纪甚至人类更久远的未来的生态理性行动目标追求和生态信仰文化价值观，需要全球社会的共同努力。道理很简单，当一个社会和文化共同体的“世态”、“心态”因资本逻辑的牵制而几近完全失衡的情况下，生态领域的全球利益博弈就在所难免。当今世界，在全球生态领域，国家利益和全球生态利益的冲突表现得非常激烈。2011年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就充分表现了这一冲突的严重性。一方面，一些非洲国家和太平洋岛国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甚至面临将在50年内彻底被海水淹没的危险；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为了本国利益，不轻易许诺中长期的减排目标。据国际反贫困民间组织“行动援助”估算，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需要大约2000亿美元，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根据温室气体排放历史，“行动援助”指出，美国、欧盟、日本是“气候债务”三巨头，分别“欠债”880亿、640亿和260亿美元。

　　综上，没有人否认，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就是对幸福的无止境的追求。但是，这种发展如果是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狭隘私利和一时的繁荣而牺牲其他民族的基本生存环境，甚至将自身的危机转嫁到别的国家和民族，这种观念本质上就是“反自然生态”、“反社会文化生态”，从根本上违背了全人类“生态幸福”的宗旨。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阅读延伸

　　幸福观的三境界

　　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到生态理性

　　对“幸福”的传统理解，通常是扑朔迷离，难以捉摸的。其原因在于思维方式上的两种观念缺陷：一种是纯粹工具理性，一种是简单的价值理性。按照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所谓“幸福”被等同于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等；按照价值理性的思维方式，“幸福”被理解为差异化个体之间的一种不可通约、不可捉摸的模糊的主观性心理体验。

　　着眼于人类长远的、持久的幸福生活理想，我们需要确立一种生态伦理和生态文明时代的新的理性思维形态“生态理性”，并以此为新的基点，塑造现代人的“生态信仰”，建构能够真正体现现代人之生存之本真境界的“生态幸福观”。（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