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向来尊重自然，形成了“敬天畏天”、“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承认人类与自然合为一体，承认人类社会是自然这个大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与西方将人与自然对立的“天人二分法”截然不同。

 

　　其实，除了丰富的生态保护思想，古人还进行了大量实践：循环利用、轮耕休作、禁食奇禽异兽、维护生物多样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古代中国是如此亲近而健康。

 

　　这些宝贵“遗产”已经触及了生态伦理的根本实质，如果能够深入挖掘、诠释转化，不失为改善当今人地关系、缓解生态危机的智慧源泉，也是我们在思想上克服“人类中心主义”，重回“敬畏自然”之境的一条通路。

 

　　顺应天时，尊自然节律而行

 

　　在《吕氏春秋》里，记载了上古葛天氏部族提着牛尾踏足而跳的八支歌舞名称：“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可见，敬畏天地的思想很早就已形成。

 

　　既然要“以人合天”，人类就不能违反自然界的运行规律，而是要“顺应天时”。

 

　　什么是“天时”？即四季变化、昼夜长短、作物生长快慢、日月星辰移位等种种规律。人们根据“天时”来安排农业生产、生活节律、社会事务，这叫作“奉天时”。

 

　　中国古代有专门记载天时规律的文献，叫作“月令”，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例如《礼记·月令》篇的第一部分，详述了正月的日月星辰变化、动植物物候特征，由之引申出人们在这个月应当做什么事、禁忌做什么事，等等。在今天看来，其中不乏迷信的内容，但合理的成分也极明显，例如，为了不影响动植物的繁殖，春天禁止猎杀幼小动物、雌性动物，禁止采伐林木，禁止大兴土木，要掩埋露野的腐尸以防瘟疫传染……这些规定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必要的。

 

　　《汉书·货殖列传》谓：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这也是要求人们“顺时而取物”，按照四季的循环规律和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加以采获。

 

　　种种记载告诉我们：儒家强调“使民以时”，即不因征发民力而耽误农时，影响耕作；道家提倡“有法无法，因时为业”，老子强调“动善时”，庄子强调“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墨家“顺四时而行”；阴阳家“顺时而发”……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十分重视时令变化，并将根据时令变化而形成的生产生活节律纳入其统治方略之中，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国运长久的重要手段。

 

　　“中和有度”的礼制规定

 

　　礼制是儒家最重要的文化主张和政治主张，它规定饮食、舆服、宫室、车旗、畜聚均有度有制，不得逾越。其负面作用是阻碍个人平等、个人自由的发展，但对资源保护却有很大的正面价值。

 

　　一方面，它根据等级分配资源，限制了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无限浪费，用一定的社会规范限制了人们的私欲膨胀；另一方面，“礼尚质”，以少为尊、以素为贵的原则，客观上引导人们崇俭去奢。一般而言，礼制规定以高大华美、丰厚多文为尊，但是礼也常常以少小简素为尊，即地位愈高，其物质配给愈是质朴简略。例如，《礼记·礼器》里写道：礼“有以素为贵者……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牺尊疏布鼏，椫杓，此以素为贵也。”

 

　　追求奢侈、铺张浪费被认为是违礼的行为，受到舆论谴责和礼法惩处。齐相管仲虽然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但是他生活奢侈，“镂簋朱纮，山节藻棁”，仍然受到谴责。唐中宗之女安乐公主生活奢糜，她命人用百种鸟羽织成毛裙，又集百兽之毛做成鞯面（马鞍的垫子）。韦皇后为了与之攀比，又集百鸟之羽织成鞯面。自此之后，“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动物饱受其害。开元初年，名相姚崇、宋璟屡次进谏，批评其奢靡之风，“玄宗悉命宫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不许士庶服锦绣珠翠之服”，渐渐平息了这股采捕珍禽异兽的恶习。

 

　　这种崇俭去奢的观念，在中国历代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朱子治家格言》中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成为中国民间最妇孺皆知的生活信条。这样的生活习惯，客观上减少了物质资源的浪费性消耗，保护了生态平衡。

 

　　蓄养地力的“绿色”耕种法

 

　　不仅学者们强调“取之有度”、“用而不匮”，农民们更是深知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在生产中进行了很多与今天可持续发展观点相契合的“绿色”实践。

 

　　中国农业以精耕细作闻名世界。可过度开垦很容易耗尽地力，为此，古人发明了一些既能蓄养地力又能增产增收的“绿色”耕种方法。

 

　　上古时期，人们把耕地分成三部分，以一部分休耕，其他两部分耕种，这样三块土地每年轮流耕作、轮流休耕，十分有利于地力的恢复。

 

　　另外还有一种轮作制度，即在同一土地上每年按次序轮流种植一定的作物，以此调剂恢复地力。《吕氏春秋》说“今兹美禾，来兹美麦”，《管子·治国篇》有“四种而五获”，《荀子·富国篇》有“一岁而再获之”等，指的就是这种换茬或倒茬的办法。

 

　　汉武帝时期，主管农业的赵过发明了“代田法”，即在每亩地上挖三条沟，每条沟旁各有一条垄。作物种在沟中，垄和沟每年互换位置，今年的垄变为明年的沟，今年的沟变为明年的垄，这样能够保持地力不致衰竭，而又每年都可利用，不必整块土地休耕。

 

　　到南北朝时期，农民开始将粮、豆、瓜、菜等作物进行套种、间种、连作和轮作，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时人还发明了把豆科作物当作绿肥进行轮作，以翻压肥田的方法，《齐民要术》称之为“美田之法”。此后历代农民都广泛采用绿肥种植技术，明清时期将绿肥与粮棉进行间作或套种，绿肥的种类已达10多种。

 

　　“荫不折枝”，护林造林

 

　　古人很了解保护森林、植树造林的重要性，有“食不毁器，荫不折枝”的说法。

 

　　早在先秦时期，各国统治者兴修水利的同时，就在河堤两岸种植树木以防水土流失。管子曾号召在堤防边的坡地上植树种草，《吕氏春秋》也记载了类似的护堤经验。宋明以来，江淮大兴圩田，农民在圩区广植树木聚沙固堤，形成了“湖岸人家榆柳行，风毡低昂似迎客”的动人景观。

 

　　历代皇家苑囿和皇家陵寝也是护林造林的重要场所。这些禁苑面积极大，里面的一草一木都严禁砍伐采获，无疑成了中国古代的生态保护区。

 

　　宋明以来，宗族观念加强，各地设立祠堂、宗庙、族墓，与之相关的公共水源、一草一木，也都受到各家族的保护。如福建南靖县和溪乐土村客家人黄氏家族，将村周2000多亩山林定为风水林，现还有300多亩保存完好，成为罕见的原始森林景观，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随着人口压力不断增加，明清时期，森林面积逐渐减少，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现象加剧，主政者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出台了很多强化植树造林的措施。雍正四年，官员朱轼呈《请定考核以专责成疏》，请求颁布法令，将农民植树作为官吏考核的指标，其他如杨永斌的《劝民种殖讲学疏》、杨景仁的《备杂粮》、彭世昌的《备荒全策》等等，十分常见。乾隆三十七年的《捐栽芦苇树木议叙》中，确定了将植树与官吏考核相结合的原则，雍正朝更是提倡百姓栽种芦苇，生态意义更加明确。

 

　　（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