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物理科学对时间之矢的发现可能是自然概念中最深刻的革命。近代科学的两个传统，数理科学传统与博物学(自然史)传统，最终的分野就在于前者以数学化的方式对待自然，后者则面向自然的历史性和时间性。进化论是博物学传统的最高成就。与数理科学重视可控制的实验设计、重视普遍规律的数学表述不同，博物学重视搜集历史材料、重视亲缘关系和比较分类。在近代生命科学的发展中，实验生理学传统和博物学传统共同谱写了生物学的历史篇章。然而现代性亲睐数理传统。实验生理学传统受到重视，博物学则被认为科学性不强。诺贝尔奖中只有一个医学与生理学奖，并没有生物学奖，此奖与博物学无缘。1969年诺贝尔委员会决定设立经济学奖，理由是经济学已日益朝着数学的精确性方面发展，达到了一门科学所应具备的水平。这一举动显示了数理传统的霸权。

　　数理科学倾向于否定生活时间的真实性。爱因斯坦在悼念青年时代的好朋友贝索时说：“对于我们有信仰的物理学家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分别只不过是一种顽固坚持着的幻觉而已。”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古典科学对待时间之矢的态度：时间的方向性、过去与未来的不对称性，只是一种幻觉。相对论引入的流形(manifold)概念，将整个宇宙变成了一个本质上没有演化、没有时间性的整块宇宙(block universe)。

　　然而今天，正是在物理科学内部，时间之矢被重新引入。建立在广义相对论之上的宇宙学，确立了宇宙的膨胀模式，从而引入了宇宙学的时间之矢。热力学第二定律本来就提供一个时间之矢，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进一步揭示了时间之矢的创造性。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开始，一直向物理科学的各个领域漫延的时间之矢的发现，显示了经典世界图景正在进行的革命性变化。经典图景的简单性、可还原性、时间可逆性、严格决定论、解析性，不再具有独一无二的优越地位。复杂性、不可归约(还原)性、时间的不可逆性、不可预测性、非解析性，正在成为科学的世界图景中不可忽视、不可归化的特征。如果不是一种图景取代另一图景的话，那么它们之间也呈现出互补性：互相矛盾却缺一不可。

　　这种变化更深刻的意义在于，自然科学已经在自觉地反省由近代科学所铸就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格局。这种格局是，人与自然被分成了两岔，人是自然这架庞大机器的渺小而不相干的旁观者。自然实在由科学家群体——掌握了通达客观实在的特殊本领的阶层——来描绘，而个人的生活经验，包括科学家们在他的职业之外的日常生活经验，都不具有实在论的意义。人与自然的二分，带来了哲学上主体与客体的二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二分。

　　普里戈金十分清醒的意识到，对时间之矢的强调也许并不是我们的科学经验迫使我们采取的唯一方案，某些经典的方案也很有效。毋宁说，将时间的不可逆性作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某种哲学信念的表达。这种信念强烈地要求尊重个人的人文经验，并将之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出发点。因为正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时间才变得那样刻骨铭心和不可逃避。哲学家们对此有充分的意识。柏格森说过，真正的时间是绵延，而绵延是唯一的实在；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性来自人这种此在的有死性。在这一方面，新物理学与哲学完全一致。普里戈金在他的《从存在到演化》一书接近结尾时说：“我们看到了某些最近的结论与如柏格森、怀特海和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预期有多么接近。主要的区别是，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结论可能只是由于与科学的冲突而得到的，而我们现在把这些结论看作可以说是从科学研究的内部得出的。”

　　也许，我们可以指望，在不可逆性的基础上诞生出一套整合现有各种理论的新的理论框架；时间的发现可以成为一场新的科学革命的先导，这场革命将能够与伽利略所发起的那场革命相毗美。

　　这场革命的真正意义也许在于将我们带出这个世界图景的时代。不过今天，科学革命的态势并不明朗。古典的进路(approach)依然气势凶猛，这特别体现在基因工程和微电子技术领域。科学是否能真正走出现代性为之设立的先验的框架，我们并无信心。在科学共同体看来，那些试图重新理解自然的科学家，总有一点异端的味道。量子物理学家大卫•玻姆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遗传学家麦克林托克是一位女性主义者，而普里戈金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非议。尽管他们中的后两位都曾获得过诺贝尔奖。

　　尽管在自然科学这个当今最忙碌的领域依然有人运思于自然，这不意味着我们的时代就不是一个少思的时代。古典科学、技术时代以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本身，均受制于共同的形而上学本质。正是这种在近代欧洲生长出来的形而上学座架，支配着我们古典科学的进路，支配着我们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支配着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和环境的恶化。对这种形而上学的追问还远远不够。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为自然科学的基础重建解难题，打着绿色旗帜呼吁人与自然的和谐，那么我们随时有陷入旧的座架的危险。

　　追踪科学前沿的概念重组，也许能够为铸造一个新的科学范式作出贡献；参与环境问题的研讨，也许能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急难制定某些权宜之计。这两个方面都不难热闹起来，比如混沌学，比如生态社会学。然而，自然哲学应该在纯哲学的层次上加入追思自然的行列。哲学追求真理，而真理总是在热闹处悄然退避。

　　自然与真理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海德格尔所揭示的自行退隐、自行回归性。它们作为纯粹的内在性隐而不彰。它们总是躲避明亮的展开、显示和现眼(show)。然而，今日世界正是一个明亮的大舞台，各色人等均可上台表现。人们以表演的方式生活着。技术时代的人们剥去了世界上一切神圣的庇护，将事物均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存在的真理即自然却在这种单纯的敞开之中消逝得无影无踪。

　　在科技支配一切的今天，自然早就已经一览无遗地向我们敞开着，关于它还有什么根本性的困惑，以致能唤起哲学之思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思本质的自白。

　　事情的真相却是，科技的敞开越是透亮，自然的隐匿越是深沉。恰恰是在科技昌明的时代，追思自然反而成了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今天，人类的危机层出不穷，但其实质均在人的存在失去了根基。存在的根基本来深扎于大地，然而大地已经破碎，化成无限虚空之中的无数原子。唯有“自然”能使大地重新结成一体，成为大地。于是，追思自然成为一项迫切的思想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