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愿灭绝运动（英语：Voluntary Human Extinction Movement，简称VHEMT，发音为vehement，直译是“激越”的意思。因为据创始人乐斯·U·奈特所说，这是一个“激越”组织）是一场号召所有人放弃繁殖，最终逐步实现自愿性人类灭绝的生态运动。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支持者认为，人类灭绝可以防止环境恶化。该团体指出，人口减少将显著降低人为因素所造成人类苦难的出现频率。团体还认为，非人类物种的灭绝和人类所需资源的短缺都是人口过多所造成危害的证据。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于1991年由乐斯·U·奈特创立，他是一位曾参与1970年代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活动家，认为人类灭绝将是地球生物圈和人性所面临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奈特是该团体的发言人，并发布新闻通讯。虽然团体有一个网站进行宣传，并且有在一些环境事件中发挥作用，但还是主要依靠外部媒体来传播信息。许多评论人士将其视为无法接受的极端组织，不过也有一些作家称赞了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视角。一些记者和学者认为，人类可以开发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也可以将人口减少到可持续水平。其他人则坚持认为，无论这一种想法有多么优越，人类繁殖的本能都会有效防止人类在自愿情况下灭绝。

历史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由乐斯·U·奈特创办，不过他本人对此予以否认，称自己不是创始人，只是给其命名。他是一位生活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中学代课教师。奈特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1970年代，身为高校学生的他参与到了环境保护运动中，并将地球所面临的大部分危险都归因为人口过多。得出这样的结论后，他加入了人口零增长组织，并在25岁那年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之后他得出了人类灭绝将是解决地球环境问题最佳解决方案的结论。他还相信，人类历史上一直都有人抱持着这样的理念。

1991年，奈特开始发布人类自愿灭绝运动新闻通讯，名为《这些退出的时代》（These Exit Times）。在通讯中，他要求读者以不再繁殖来实现进一步的人类灭绝。他还出版漫画作品，包括一部名为《黑猩猩婴儿》的连环画，其中讲述了一位女性放弃生育，选择收养一只倭黑猩猩的故事。1996年，奈特为人类自愿灭绝运动创办了网站，到2010年时已经有了11种语言版本。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标识包括一个字母“V”，代表“voluntary”（意为“自愿”），还有一个反相的地球（即南北方向倒转，南在上，北在下），组织声称，这个反相的地球代表着人类自愿灭绝运动所寻求对人类发展作出的根本性转变，因为反相标志经常被用来代表危难。

组织和推广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是一个松散的网络，而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连成员名单也没有汇编出来。威拉米特大学的丹尼尔·梅斯（Daniel Metz）表示，1995年时该运动的邮寄名单中只有不到400名订阅者。6年后，福斯新闻频道报道称这个名单上只有230名订阅者。奈特称，任何一位认同他思想的人就是这一运动的成员，而这样的人有“数百万”。在其网站上，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参与者都是“志愿者”、“支持者”或是“拿不定主意的人”，这些人的一个共同意愿就是减少人类的出生率。

奈特是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发言人。他代表组织出席环境会议和活动，并在这些地方宣传有关人口增长的信息。不过，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信息主要还是通过外界媒体进行传播，而非活动和新闻通讯。人类自愿灭绝运动会销售钮扣和T恤衫，还有印着“感谢您不生孩子”（Thank you for not breeding）的汽车保险杠贴纸。

思想

“我们是唯一进化到会为了所有生命的利益而自愿灭绝的物种，并且这也是必要的。”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网站

奈特认为，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地球的承受能力，所以对地球生物圈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人类自愿停止繁殖。他声称人类“与生物圈不兼容”，而且人类的存在会造成环境上的破坏，并最终导致人类和其他生命体的灭绝。根据奈特的说法，大部分人类社会都没有一个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虽然有些人尝试以较为环保的方式生活，但这仍然不足以改变人类的存在对地球和许多非人类生物来说都是一种破坏的事实。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一个宣传理据就认为，人类自愿的灭绝可以避免人类的苦难和其它物种的绝灭，奈特指出，许多物种都受到人口不断增长的威胁。

心理学家詹姆斯·奥姆罗德（James Ormrod）在《心理学，文化和社会》期刊上指出，人类自愿灭绝运动“最根本的理念”就是“人类应该停止繁殖”，一些人认为自己是这一组织的成员，但并不真的支持人类灭绝。奈特还觉得，即使人类生活变得更环保，但他们仍然有可能回复到以前那些对环境破坏程度更大的生活方式，因此应该自我灭绝。奈特称，生活在第一世界国家的居民因为消费了大部分资源，因此相应的责任也最大。

奈特认为地球上的非人类生物比人类及其艺术成就有更高的综合价值，“莎士比亚的戏剧和爱因斯坦的工作都远远不及一只老虎”。他认为食物链中层次较高的物种重要性不及层次较低的物种。他的思想部分来自深层生态学，他有时称地球为盖亚。他指出，人类的灭亡不可避免，所以最好快些灭亡，免得导致其它动物也遭到同一命运。他还认为这有给其它生物带来进化潜力的好处。

奈特认为，停止繁殖是一个利他主义选择，是一种避免非自愿性人类痛苦的方式，他甚至将儿童因可预防原因死亡也视为这种痛苦的一个典型例子，声称停止繁殖将最终让人类拥有可与伊甸园相提并论的田园诗般生活方式。奈特坚持认为，最后存活下来的人将会为他们的成就感到自豪。奈特表示，人类停止繁殖所能带来的好处还包括：不会再有堕胎、战争和饥饿。奈特坚称：“如今，生育就是事实上的虐待儿童。”他认为，如果把资源消耗在不断增长的人口上而不是用来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人类的生活标准将会恶化。如果人们停止繁殖，那么就可以把能源使用在其它领域，并且建议那些渴望孩子的人们选择收养和领养。

人类自愿灭绝运动反对政府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方案，偏向于自愿性的人口缩减，只支持采用生育控制措施和意志力来防止怀孕。奈特指出，强制手段不大可能永久性地降低人口，指出人类已经在灾难性的战争、饥荒和病毒打击下存活下来。虽然其新闻通讯中称自杀为“最后的退出”，但他们反对集体自杀的理念，他们采纳的口号“希望我们长生并灭绝”就说明了这一点。1995年对人类自愿灭绝运动成员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其中大部分人都感觉自己有强烈的道德义务要保护地球，他们不相信可以通过政治途径来防止对环境的破坏，并且愿意为自己的理想放弃一部分权利。那些坚信“文明将会崩溃”的成员接受这些理念的可能性最大。不过，人类自愿灭绝运动没有任何公开的政治立场。

与国际人口行动组织相比，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理念更为极端，前者只是认为人类应该为了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减少人口数量，而非灭绝。不过与安乐死教会相比，人类自愿灭绝运动又更为严肃和温和，因为安乐死教会提倡以自杀和自相残杀来减少人口。199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运动中36%的成员视自己为地球优先！的成员，并且过去5年中曾向团体捐过款。

反响

奈特表示，他的团体在思想上与社会上的鼓励生育思想背道而驰。他相信后者已经让许多人不再支持甚至不再关注人口控制。他承认自己的团体不大可能获得成功，但认为减少地球人口是道德上唯一的选择。

主流媒体对奈特的理念褒贬不一。《旧金山纪事报》的格里高利·迪坎姆（Gregory Dicum）认为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论点有着“不可否认的逻辑性”，但对奈特理想最终实现的可能性深表怀疑，因为许多人都渴望有孩子，并且没法被说服。《独立报》的斯蒂芬·贾维斯也有着类似的看法，指出人类自愿灭绝运动面临着人类繁殖本能的巨大挑战。盖伊·达蒙在《卫报》的网站上称赞运动的目标“在许多方面都值得称道”，但也认为相信人类会自愿寻求灭绝是一件荒谬的事。自由撰稿人艾比·奥赖利（Abby O'Reilly）写道，因为有孩子经常被认为成功的表现，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目标将很难实现。对于这些论点，奈特回应称人类的性欲是自然的，但对于孩子的渴望只是一种教化的产物。

天主教纽约总教区对奈特的组织提出批评，称人类的存在是上天神圣的赐予。奥姆罗德声称奈特“可以说摈弃了深层生态学，选择直截了当的反人类观点”。他指出，奈特声称最后灭绝的人类将拥有丰富资源的说法借用了“后现代消费社会”的语言，是违反直观的。他认为奈特错在没有发展出一个统一、明确的意识形态。《经济学人》认为奈特希望人类自愿灭绝的想法是可取的，因为在马尔萨斯主义思想下，资源是有限的。不过文章中也进一步指出，对地球有所同情并不一定非要追求让人类灭绝。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也将人类自愿灭绝运动视为一个马尔萨斯主义团体，将其划分为认识到“人类最坏一面”的环保组织。乔西·阿普尔顿（Josie Appleton）在《尖刺》（Spiked）杂志上认为，这个团体对人类感到漠然，而不是“反人类”。

布赖恩·贝休恩（Brian Bethune）认为，奈特的逻辑“荒谬得无懈可击”。他对奈特声称人类最后幸存者将会有愉快生活的说法表示怀疑，因为在丧失生存意志的情况下，实在很难想像一个人会有什么快乐的生活。新闻工作室谢尔顿·里奇曼（Sheldon Richman）认为，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他指出，人类有能力解决地球所面临的问题。《没有我们的世界》一书作者艾伦·韦斯曼则认为，限制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Salon.com网站的凯瑟琳·梅伊兹科夫斯基（Katharine Mieszkowski）建议没有孩子的人们在面对自己无子女的“探索性问题”时采纳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论点。卡门·德拉弗桑诺（Carmen Dell'Aversano）在《溯危动物研究期刊》（Journal for Critical Animal Studies）上指出，人类自愿灭绝运动力求放弃生养孩童并将此视为人类进步的象征。她认为该运动是“酷儿政治对立”的一种形式，因为其中将永远拒绝繁殖作为一种激励形式，她还认为这一运动的目的是制作出“公民秩序”的新定义，就像李埃德尔曼认为酷儿理论应该做到的那样。德拉弗桑诺相信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符合埃德尔德的期望，因为他们代表着死亡的冲动，而不是执念于过去的繁殖理念。

虽然奈特的组织已经被收入一本名为《怪人：人类信仰的外部界限指南》（Kooks: A Guide to the Outer Limits of Human Belief）的书中，《卫报》记者奥利弗·伯克曼（Oliver Burkeman）却在与奈特通电话的过程中注意到对方似乎“相当理智，并且还会自嘲”。艾伦·韦斯曼也有同样看法，形容奈特是一个“思维周密，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能言善道而且非常严肃”的人。哲学家斯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立场很极端，但他们指出这也是因“现代人文主义”的极端立场所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