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慈善路漫漫：回望希望工程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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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省会城市公众对希望工程的捐赠率为59.6%。对比前后两次调查结果，显示十几年来省会城市的公众捐款率大幅提高了10.3个百分点。公众向希望工程捐款的动机较为多元化，出于自己意愿主动捐款的占多数，达到73.1%。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的所长康晓光教授1997年的调查显示，希望工程的捐赠个人主动捐款率为68.4%。这说明十几年来，捐赠个人的主动捐赠行为明显增长，增幅达到4.7个百分点。根据捐赠个人与希望工程的实际接触经历，近七成捐赠个人对希望工程的管理运作表示满意。与十几年前相比，满意度提高了8.9个百分点。捐赠人对希望工程的忠诚度同样表现不俗，57.4%的捐赠个人向希望工程的捐款占到自己全部公益捐款的大部分或全部。超四成的捐赠法人把全部或大部公益捐赠投向希望工程。

　　事实上，希望工程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重要的优势是其脱胎于体制内部的身份，尤其是获得了共青团系统的巨大支持。公众对中国青基会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希望工程体制“双重性”的一种反映，也是对希望工程从起步到运行至今所处特定历史背景与制度环境的一种反映。近年来，希望工程新推出众多升级项目，包括希望工程快乐体育、快乐电影等，但评估发现各个群体对此认知率普遍较低。除了项目推广力度不够，也可能与近10年来希望工程的募捐重点转向法人募捐有关，对公众的宣传力度有所减弱。希望工程在未来如何加强公共参与，也是一大挑战。

　　1989年10月30日，团中央创办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负责筹集资金，以救助全国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并将此项工作命名为“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提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得到了各界支持。邓小平同志欣然题写了“希望工程”四个大字。如今在中国，“希望工程”家喻户晓，它不仅是中国大力支持教育的明星项目，还是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领跑者，在其24年的发展历程中，“希望工程”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公益历史创造了奇迹。社会各界纷纷解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也给予热情援助。在发展了24年之后，已经成长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公益事业。

　　1988年，我国颁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基金会的立法。该管理办法第一次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基金会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这一年，共青团十二大通过了体制改革的决议，会议后成立了共青团中央事业开发委员会，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筹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青基会成立后，做什么类型的公益项目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资助贫困农村孩子上学的“希望工程”破土而出。其实，“希望工程”的诞生是一个必然。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每年有100多万小学生因家庭贫困交不起四五十元的书杂费而失学。1986年，团中央派人在广西柳州地区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经调查发现，“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全村人2000多人，解放后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辍学率达90%以上。”1989年初春，时任中国青基会秘书长的徐永光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在办公室里畅想基金会的发展方向。大瑶山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睛在徐永光脑海中闪现，希望工程的灵感也跃然而出。

　　希望工程一诞生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关注，汇款单如雪花从海内外飞来。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市民，从花甲之年的老人，到幼儿园的孩子，都是希望工程的捐赠者。到1994年，中国青基会和省级青基会接受的捐款总额达到了3.85亿元，救助总规模达到了101.5万名，建希望小学的总数量达到了749所。这些数字，是基金会原计划的十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