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文化传统是在悠久的农业文明中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伟大传统，尽管它存在不少的时代局限性，但是它留下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智慧为人类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笔者认为，中国生态文化传统对于培育人们生态文化教养主要有以下价值：

　　第一，生成论的整体思维模式有助于人们形成健全的生态思维

　　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审视、思考、认识和理解他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的习惯方法、定式和特定的倾向，是影响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文化的底层结构。与西方工业文明时代导致主客体二分论普遍流行的构成论、外因论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相比，能够形成天人合一思想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是生存论、内因论和有机论的整体思维模式。这种整体思维模式在道家表现为“道生万物”的形态，在儒家则表现为“太极化生万物”的形态，其共同特征是把整个宇宙万物看成是由同一根源化生出来的。由于万物并非同出于一个像上帝那样的外在本源，而是产生于宇宙生成过程中共同的自然根源，它们具有从共同的本源而获得内在的进化动力和统合一体的力量，具有相互间的亲缘关系，这就好比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一样。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它能够促进人们从过程取向上理解宇宙由无机物演化出有机物，由有机物演化出生命，由生命演化出人类的进化过程，从而把握万物与人类同源同根之统一性，肯定人类具有动物性和生物性，也具有地球特性和宇宙特性。

　　同时，这种思维方式也能够促进人们理解人类与非人类生命在生命之网上的复杂关系。因为，万物出于共同本源和自发原因而相互感应和协调，自然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的和谐整体，而不是一种机械的秩序。人类作为生命，与万物是相互依存的，人不能离开天地万物而独立生存。人类不仅与所有非人类生命物种是一体关联的，而且所有生命与其存在的无机环境也是一体关联的，这种联系是一种动态的网络联系，不同的事物都是这个网络上的纽结，是各种生命之线织成了这个生命之网，人类只是其中的一根线。不仅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是生命之网的一部分，就是海洋、河流、土壤、空气这些生命存在的环境，也是组成生命之网的一部分。中国生态文化传统以人们直接的生存经验为基础，通过对流变的自然节律和生物共同体的有机秩序的悟性体验，具体真切地把握了人类生存与自然界的有机联系，深刻地洞悉到了人类只有维持与自然界长期的和谐共生关系，才有可能获得持久健康的生存。这种生态智慧对于现代人来说依然是弥足珍贵的生存法宝。

　　第二，尊重生命价值的生态道德观有利于完善当代生态伦理

　　在中国的生态文化传统中，自然整体的演化不仅被人们看成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创造过程，也是一个生命价值的创造过程。所有生命出自一源，生于同根，就像是同一个大家庭的不同成员，所以人们应该尊重所有生命，爱护天地万物，道德地对待所有非人类生命及其生存环境。这种生态道德观不仅是一种对认知理性的把握，同时也需要一种关爱生命的情感体验。孔子把人的道德态度当成人的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甚至认为动物也存在与人相似的道德情感，并且可以引发人类的良知。他说：“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尚知辟，而况乎丘哉！”(《史记•孔子世家》)荀子也认为：“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反沿，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雀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能去之。”(《荀子•礼论》)儒家这种以鸟兽昆虫具有与人类一样的同情同类的道德心理，给中国古代珍爱动物、保护动物的行为以深远的影响。“劝群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待母归”就是对人们保护动物的一种感人至深的呼唤。它把人性对同类的怜悯与关怀之情投射到动物身上，强调了在生命世界里人与动物在生命关系和情感关系中的一体感通性。虽然这种“因物而感，感而遂通”的体验在人类的移情作用和对生物情感心理的把握上有夸大之处，但对有血气的、有感知能力的动物的相互同情的体察，并把它与人类的人性关怀联系起来，从而使人类产生一种尊重和保护生物生存的强烈的情感动力，为生态伦理学提供了科学所不能给予的“情理”支持，这是当代人在生态伦理学中非常缺乏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对生命的天生的爱与同情，是一种亟待恢复和培育的 “情感理性”。人类对生物的爱与关怀，人类的生态良心，并不完全是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而更重要的是出于情感归属的需要，科学认识所理解的自然是非常不完整的，人类必须从情感上体验自然，领会自然，热爱自然，才能发自内心地尊重和关爱生命，才能真诚地产生“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生态关怀，才能对养育人类生命的自然界产生报恩情怀，真正建立起守护地球上所有生命之家园的生态伦理学，而不只是止于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伦理学的狭隘境界。

　　第三，天人合一的生存境界对于人们形成生态生存论的态度，改变物质主义的恶习，促进人们追求健康、文明的精神生活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天人合一是中国生态文化传统中一个根本性的主题，也是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和道家所主张的一种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指导思想，同时还是农业文明时代人们所向往的一种至高的生存境界。它是一种有目的地维护人类生存的全球生态环境的价值理想，即使是科学的生态学也缺乏这种文化价值的合理性。正如罗尔斯顿所说：“尽管传统文化没有作为科学的生态学，但他们常常具有词源学意义上的生态学：栖息地的逻辑。他们具有全球的观点，依据这种观点，他们有目的地居住在一个有目的的世界上。我们很难说，科学至今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球观点，在这种观点中，我们发现我们真正生活在自己的栖息地。”[5]栖息地的逻辑，就是一种朴素的直观经验的人类生态学，它能够在人类物质的感性生存活动中体验到所有生命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自觉地遵守人们长期形成的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习惯，合理地利用和节约自然资源。它要求人们，除了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外，应该节制奢侈生活的物质消费欲望，过一种“少私寡欲”、“知足常乐”的简朴生活，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丰富的社会生活与崇高的精神生活中去。通过批判地继承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能够改变当代人把自己当成“经济人”、当成消费动物的理念，改变人们只是在物质消费的攀比中来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病态生活态度，而把人类的物质生活看成是地球生态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把维持自己较低消费的物质生活看成是恢复地球生态环境的一种生态义务。同时，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也能使人深刻地认识到，把人的毕生精力和时间用于猎获奢侈消费品和寻求感官刺激，是人生的最大迷失，是人生意义的彻底丧失。人的有意义的生活能够通过追求精神价值来充实和完善。无论是对科学的探究、艺术的创造、道德的完善，还是对人的天赋和潜能的开发，都能为自己揭开一个博大、美妙、崇高、深邃、神奇的精神世界。并且，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不仅能调节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平衡，防止人单方面地沉湎于物质享乐，而且能激励人们独立自主地选择生活、创造生活，去经历和体验对人类同胞的爱和对所有生命的关怀，去体悟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愉悦感受。因此，通过了解中国生态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境界，能够深化每一个社会成员对人生价值的认识，丰富自己对生命意义的体验，并促进人们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今天形成必需的生态生存论的态度，重建一种健康、文明、环保的生活方式，为建设生态文明所需要的智慧、道德和精神氛围提供不竭的历史源泉。

　　第四，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农业生态实践经验，能够促进人们形成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

　　中国的生态文化传统是在近万年的农业文明的生态实践中逐渐发展和成熟的。早在三皇五帝的上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具有了保护环境、规范人们生产、生活行为的传统。据传黄帝教导人民，要大家“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及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史记•五帝本记》)。《逸周书》载有夏代的禁令：“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周代更有严峻的生态保护规定“崇法令”：“毋填井，毋伐树，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不赦。”周代还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和管理机构，设置了“山虞”(掌管山林)、“泽虞”(掌管湖沼)、“林衡”(掌管森林)、“川衡”(掌管川泽)等机构，较好地保护了当时的动植物资源。荀子在全面地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名为“圣王之制 ”的持久利用资源和环境保护的规划：“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荀子的圣王之制，已经把保护生态环境、永续利用生物资源和实施可持续发展贯彻到了对君王威德的政治制度的实践要求中，以后历朝历代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和法规有所增益。尽管由于人口增加的巨大生存压力在一定时期内导致了局部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但这种长期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实践，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生态危机的全局性爆发，保障了中国农业文明长期延续的生态前提。今天我们学习中国农业文明生态实践中的历史经验，使大家在这种悠久的传统影响下养成一种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和自觉遵守生态法规的素养，可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生态文明的能力，将保护生态环境的伟大实践传统在新形势下发扬光大。尤其是对于各级领导干部，这些生态实践的宝贵经验可以作为重要借鉴，提高他们在决策中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能力，启发和激励他们在领导人民群众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做出更为实际、更有效率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