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最新期《连线》杂志封面

 

　　《连线》杂志最新一期封面邀请比尔·盖茨和比尔·克林顿就全球未来健康、慈善先锋、无知与数据驱动知识分野展开对话。

 

　　比尔·盖茨与比尔·克林顿的共同点远非名字都叫比尔。两人都华丽转身，投身于解决全球重大问题的第二职业，利用之前的地位、人脉和智囊团以实现目标。作为比尔、希拉里及切尔西·克林顿基金会(The Bill, Hillary & Chelsea Clinton Foundation)的创始人，前总统克林顿是说服力极强的“首席解说官”，阐明了扶贫与治疗艾滋病需要做的工作。盖茨的很多粉丝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科技极客，致力于维护微软的行业领导地位，但殊不知他从事慈善的热情不亚于搞软件。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The Bill, Hillary & Chelsea Clinton Foundation)，盖茨解决问题的方式体现了多年来对摩尔法则的深刻理解。

 

　　两家基金会都造成了惊人的影响。克林顿基金会旗下的“克林顿全球倡议”(The 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组织声称帮助180个国家的4.3亿多人改善了生活。一些人估计，盖茨基金会挽救了大约600万人的生命，提高了更多人的生存质量。

 

　　两家基金会都活跃在慈善新领域的前沿阵地，其投资决策具有企业和政府投资的那种战略精确性，并竭力跟踪投资结果。盖茨基金会在2000年发起后便达到了多项慈善高度。身为当时的全球首富，盖茨承诺捐献绝大部分财产，希望其它业界巨头效法自己的无私。盖茨曾设法将全部Basic语言装入只有4k内存的电脑，其头脑具有无比的精确性和严密逻辑，在慈善工作中也要求投资结果可衡量。“我一再感到改善人类状况衡量标准是多么的重要，”盖茨在今年的基金会项目进展年度报告中表示。根除全球小儿麻痹症基金会目前进行的一个重点项目，其它活动包括将图书馆发展为数字中心、改善教师评估系统、支持转基因作物培育、改进避孕套和厕所。

 

　　克林顿基金会与其说是一家基金会，倒不如说是为全球谋福利项目的发布平台，涉及从艾滋病防治到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等九个领域。基金会的兴趣多与改善八大领域人类生存状况的联合国“千禧年发展目标”重合，如扶贫和对抗疾病。“克林顿全球倡议”(CGI)鼓励财力雄厚的成员采取行动，要求他们一旦决定开展什么项目后须做出承诺。承诺必须是独创、具体和可衡量的。CGI通常利用自己的广泛网络对项目开展提供便利。

 

　　盖茨和克林顿对共同的使命有着长期联系。他们一同前往地球上被遗忘的角落。“我在克林顿还没当总统时就认识他，了解当总统时的克林顿，如今也了解卸任后的克林顿，”盖茨如是评价克林顿。他谈到两人前往发展中地区和两家基金会的密切合作。(不过不知在前往南非一家村庄的旅途中盖茨是否问及他的旅伴当总统时司法部对微软的反垄断指控。)

 

　　这次访谈发生在9月23日的CGI年会期间。这位美国第42任总统广泛参与自己的论坛，并主持了一场与会嘉宾包括Facebook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的研讨会。盖茨则穿梭于CGI年会和当时正在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现身CGI的“大对策慈善研讨会”(‘Big Bets’ Philanthropy)，与乍得、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日本、加拿大等国领导人会面。在热情地相互寒暄之后，两位比尔加入对话。

 

　　两位都迎来了事业第二春，你们是如何决定重点关注对象的？

 

　　克林顿：我离开白宫时决定关注那些我当总统时就关心、卸任后仍能做出成绩的事情。一是主要由盖茨基金会资助的克林顿健康倡议(Clinton Health Access Initiative)。建设健康体系很重要。我们降低了治疗艾滋病和疟疾药物的价格，现在我们一年发放数百万止泻口服补液和锌剂。再有就是我努力打造的CGI全球网络，聚集全球各界领军人物的智慧和资源，致力于推动人们探讨世界性问题，促进世界各地共同承担责任。我们针对美国的儿童肥胖也做出了巨大努力，我们让软饮料和果汁公司同意将销往学校的产品降低90%的热量。

 

　　盖茨：梅琳达和我一直明白我们有责任贡献自己的资源并且也高兴这样做，前往世界各地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当我们看到全世界最穷的人时，扶贫就成了我们追求的目标。这一直令人激动，与我在微软的工作——支持科学家们的工作并监督执行——非常相似。

 

　　你和克林顿总统一起出行，在与你们希望帮助的人联系时如何避免名人效应呢？

 

　　克林顿：我们去的很多地方人们都没有电视看，所以我们并不是那么出名。你只须到这些地方去问他们问题。2006年我和盖茨去非洲，梅琳达随行，在预防艾滋病方面她问得比我们好。当面与一对非洲夫妇讨论利用杀菌剂预防妇女感染艾滋病毒，我理解这种状况。

 

　　盖茨：我们一直试图了解她和她伴侣的经历，但克林顿和我都不愿问得太直接。不过梅琳达对无论男女都问得很直接。那是在南非。后来我们又去莱索托，那里没人知道我们。如果你想逃避被追星，在非洲工作非常不错。

 

　　克林顿：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来努力帮助他们的。有一次我去市场马拉维的一个农场项目，接受我们帮助学到了新种植技术的一位妇女一直在锄地。她看看我说，你觉得你干得了这个吗。我找来一柄锄头和她一起干。她问我怎么学会干这个的。我说我六岁时生活在与之类似的小农场。

 

　　你们都主张投资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其实很重要，但投资步伐尚未达到应有的速度。虽然科学家们同意全球变暖是真实的，但很多人却表示怀疑，在遏制全球变暖方面我们也未取得应有的进展。作为一个组织我们如何应对人们对全球变暖的怀疑？我们如何才能基于事实而非想象做出决定？

 

　　盖茨：在资助科学研究方面，我们俩都认为我们应该加大资助。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预算增速惊人，我认为翻了番。现在的问题是增速是持平甚或下降。美国应该做得更多，但相对于其它国家我们在基础科学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全世界都受益匪浅。美国的药品开支最多，因而对药品研发的资助也超过其它任何国家。随着全球日益富裕和受教育人群增多，对科学的理解有望增强。因此尽管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我们都认为转基因食品、气候变化等是无可争议的，人们的意识和理解将增强。

 

　　克林顿：我是幸运的，因为时任众议院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和我样样对着干，但对科学投入却能一致。我们在纳米技术研究上投资了50亿美元。在目前的预算形势下，他们得达成两党协议才能使我们具有可期的未来。这是我着实担忧的一个长期问题。气候变化在美国仍是一场大战，不过我认为关键是要证明削减温室气体排放能带来良好经济效益。

 

　　盖茨：民族国家竞争不是零和竞争。美国遥遥领先对全世界并不好，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5%，但GDP占30%，科学研究与开发占50%。如今中国的经济运行状况远优于过去，我们对此感到高兴。中国研制治疗美国病人的抗癌药物没问题，我们希望它赶上来。但作为领头羊，我们希望维持一个很高的标准。我们不希望中国赶上来是因为我们的速度慢下来或退步。

 

　　克林顿：我同意盖茨的说法。我们永远不要阻止别人进步。美国不能再专注小事，也就是说我们要多关注其它国家目前比我们做得好的，从中学习经验而非去否定它。我们在全世界都有创新实验室：我们在医疗卫生上的开支相比医疗卫生体系最发达的德法两国有多少？中国人真正擅长什么？答案是，积聚资本投资于科技和基础设施。它们的劣势在哪？他们喜欢对各个问题适用大方案，于是搞南水北调把长江水引入黄河，有可能使两条河都枯竭。印度人真正长于什么？他们会搞技术和具备创业精神，但不善于积累资本。我们有办法互相帮助以弥补劣势吗？我们得在这些事情上互相合作。谁也不希望看到大旱。如果你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那么我们应努力创造共同成功和共担责任的未来。

 

　　比尔·盖茨在近期访谈中嘲笑谷歌利用高空气球向占全球2/3面积、尚无互联网的地区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家正在发起提供全球联网的运动。全球互联的价值何在，值得为此而努力吗？

 

　　克林顿：联网能为经济金字塔最底层的民众带来难以置信的力量。2004年海啸重创南亚，我们向渔民家庭捐助新船时还给了他们一部手机。一旦知道30英里内的鱼价，人们的平均收入就增长了30%。海地地震后我们了解到至少85%的海地人都没有享受银行服务。这里的六大银行只需对全球各地海地人汇回国内的外币兑换为本国货币收取手续费便轻轻松松赚大钱，银行家们读报纸打发一天剩下的日子。于是我们让一家加拿大银行与最大的手机公司合作，在互联网上提供基本的消费银行服务。不能上网就做不到这些。

 

　　盖茨：联网真是令人吃惊的事，比如让一家医疗中心联网。教室上网很神奇。联网增强了治理、教育和医疗卫生的透明度，是帮助我们做出更好成绩的因素之一。

 

　　谈到隐私，联网又是另一回事。比尔·盖茨领导下的微软力争将公司产品加密，这是一种可保护客户信息的技术。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竭力阻止加密术的推广。我们似乎形成了平衡，但斯洛登泄密事件显示国家安全局(NSA)收集的数据远比想象的要广泛。如何使监管与安全达到适当的平衡，我们下一步如何走？

 

　　盖茨：在过去隐私几乎是隐晦的，因为发现和收集信息很困难。然而在数字世界中，我们的政府和私人公司都需要更明确的规则。政府有正当理由监视，尤其是监视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因此如果我们真正信赖的政府部门有办法收集那方面的信息是很好的。

 

　　克林顿：有趣的是，虽然我们处理大数据更有可能侵犯个人自由，但合法的国家安全秘密也更可能丧失。我开始咨询我周围的业内朋友，他们认为有技术办法可保护国家安全秘密。为什么对500万人进行安全调查？为何外国情报监督法庭(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允许NSA越权收集数据？NSA是无意犯错吗？看来也许是的。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透明。

 

　　客串编辑比尔·盖茨问克林顿总统一个问题。

 

　　盖茨：在国内意见不一、国外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保证儿童和母婴存活率达到目标？有这么多其它事情牵扯我们的注意力和资源。

 

　　克林顿：简单回答是我不确定我们能实现目标。我乐见美国继续在这一领域做更多工作，因为我们尚未达到联合国千禧年发展目标，不过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降低近一半，这是一个巨大成就。我认为我们得向大家表明，如果我们的投资明智，我们实际上能节省大笔援助资金，费用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高。我们可以说这具备经济效益，保守的共和党应该像自由倾向的民主党那样提供支持，因为谁也不想一个婴儿死去。华盛顿应该多找找这类能达成共识的问题，使寻求共识成为习惯。一旦大家能对两三件事建立信任——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我微不足道，你也可以让美好的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