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天方集团董事长郑孝和呼吁制定《动物保护法》，打击取缔猫狗肉不法产业链条，保障动物福利。（3月5日华商报）

对动物福利观念从无到有，再到一定的普遍性，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因此产生的“截车救狗”、“杀狗逼捐”之类的事件，归根结底是不同观念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并由此逾越道德与法律的底线，滋生出种种乱象，扭曲了观念争锋的本义。

面对“狗肉劫”之类的嘈杂，相当多的声音呼吁加快动物保护立法，中止纷争。应该说，这符合社会文明的进程，将动物福利的观念固化成为制度文明。不过，理性地看，立法是件相当严肃的事情，推动立法的过程本身是凝聚社会共识的过程，立法的结果体现的是大多数人的观念与意愿。而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立法如过于超前于社会观念共识，则法律本身的可操作性会大打折扣，其结果只会损害司法的权威性，导致立法的低效甚至浪费。

立法保护动物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围绕动物福利保护的争议很激烈，说明了离社会共识还有很大距离，更说明动物合理利用有浓厚的社会基础与历史惯性，简单用立法的纸上条款来强行制动，注定显得软弱无力。观念转变是漫长的过程，不同的观念从对立走向包容再到统一，离不开相互的影响。对动物福利的认同，不可能少了时间这个维度。

动物保护立法水不到渠难成，不能急于一时之功。当然，这不是否认立法建议所具有的社会价值。一方面，立法作为文明的目的地，具有导向意义，本身也是推动进步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立法倡导的观念，对于社会管理的取向亦是有益的启示，尤其是公共管理层面应顺势而为，主导和促进社会进步。比如，政府和社会组织对动物福利树立鲜明的态度，不支持残忍剥夺动物生命的行为，不倡导“狗肉节”之类的传统习俗；再如，公共部门应规范动物利用的行为，设立虐杀的禁区，强化安全检疫，打击不法产业链条，不让动物福利长期停留在风俗的模糊地带。总之，要通过理性观念的培育和引导，逐步加强对动物利用的监管，融入社会文明进程，不断培育动物保护的社会基础，消除走向立法的现实障碍，最终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