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天花、白喉、疟疾、霍乱、梅毒、流感……在人类7000年的文明史中，大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等待一种或是几种瘟疫来终结自己的生命。瘟疫造成的混乱和死亡，摧毁了一个又一个帝国与文明。

“身强体健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高烧所袭击，眼睛发红仿佛喷射出火焰，喉咙或舌头开始充血并散发出不自然的恶臭，伴随呕吐和腹泻而来的是可怕的干渴，这时患病者的身体疼痛发炎并转成溃疡，无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触碰，有些病人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

“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处都是的人尸的乌鸦和大雕也死了，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

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记录下了一场发生在公元前430到前427年的瘟疫，是人类历史中详细记载最早的一场鼠疫，这场大灾杀死了雅典1/2的人民，雅典差点为之灭亡。而文字记载最早的瘟疫可能是发生在《圣经》里的埃及，那个距今已有4000年历史。

放眼寰宇，古往今来，瘟疫造成的混乱和死亡，摧毁了一个个帝国与文明。鼠疫、天花、白喉、疟疾、霍乱、梅毒、流感，一直到今天正从黑色大陆一路扩张势力地盘的埃博拉病毒，每一种瘟疫的背后，你都能看到死神的阴森笑脸，而瘟疫是他最趁手的那把镰刀。

毫不夸张地说，在人类长达7000年的文明史中，大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等待上述一种或是几种瘟疫来终结自己的生命，其他的则交由死神的二号利器战争和三号利器饥荒来发挥强项。这么说可能有点儿悲观，但只消看一看瘟疫史就会发现，“死神来了”这句话绝不是空穴来风。

明末大瘟毁了一个王朝

死相，对宋起凤这样生逢明清易代的人来说，可谓司空见惯：华北亢旱，赤地千里，人吃人的惨剧甚至在天子脚下上演；盗匪横行，闯军陷京，帝都的无主之民又饱尝了一把舐刀求食的滋味；再之后清军入关，欢欣鼓舞指望在新主子手下安享太平的升斗小民，又因脑顶头发再遭无妄之灾。能从这般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中保全首领，得以终年的人可谓三生有幸。

但当垂垂老矣的宋起凤回忆自己的前半生时，最令他感到恐惧的，并非亡国战乱的恨事，而是发生在眀亡前一年的那场令人不寒而栗的“疙瘩瘟”，这场“古今方书所无”的怪异瘟疫在这一年遍传北京城内外，患者会忽然在身体肢节间突生一个“小瘰”，接着“饮食不进，目眩作热”，还会呕吐出“如西瓜败肉”的东西。

一人感染，全家都会传染，甚至有的“阖门皆殁”，全家死绝。亲戚更是不敢上门慰问吊唁，因为只要一进病家门口，必会感染，等到他回去时，又把瘟疫带回了自己家中，瘟疫死亡如此之巨，以至于帝都的九座城门“日出万棺”。但这还不是这场瘟疫最恐怖之处。

死亡在一瞬间发生，甚至来不及诊断和治疗，这才是这种瘟疫最可怕的地方。一个化名为“花村看行侍者”的明代遗民是这场1643年京师大瘟疫的亲历者，在他的回忆录《花村谈往》中，他一口气举出了四五个耸人听闻的突然死亡的个案——

一名官员前一刻还和同僚喝茶打恭时，后一刻就“不起而殒”了；两个人一前一后骑马聊天，后面的人刚叙话几句问前面那个人，却发现这人已经“殒于马鞍，手犹扬鞭奋起”；最令人骨栗的恐怕是两个小偷的诡异之死：一家富人在瘟疫中全家死绝，于是这两名小偷打算发一笔横财，这二人约定一个在屋檐上接应，一个下到房中将偷来的东西递上来，结果下面的人递着包就突然猝死，而上面的人在接的时候也染上瘟疫毙命，死的时候，这两个小偷手里还攥着偷来的包袱。

“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北京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间，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已高达全城的五分之一。所以当次年的4月，李自成攻进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时，他面对的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我们现在知道这场明末爆发的“疙瘩瘟”，就是所谓的“鼠疫”，因为从发病到死亡既烈且急，所以有时也被称为“电击性鼠疫”。鼠疫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种，前者死亡率达50%-90%，而后者死亡率几乎高达100%。

非常不幸的是，崇祯十六年的京师大瘟疫，很可能是这两种鼠疫同时肆虐的结果，所以死亡率才如此之高。较之关内闯献作乱，关外满清南下，这场鼠疫大爆发才是名副其实从内部断送帝国国祚的“大明劫”，就连电影里医技神乎其神的吴又可，在现实中面临这场瘟疫也是束手无策。

268年后，鼠疫再度降临中国大地，这次却恰恰赶上了取代明朝的满清王朝自己的末日，就连鼠疫的爆发地都是在满清王朝的发源地东北满洲。所谓“现代化”，给清王朝带来的冲击不只是南方的“种族革命”，就连现代化的代表物铁路火车也大帮倒忙，为东北鼠疫的南下提供交通工具。

当1911年的年关到来时，帝都北京又一次找回了1643年时瘟疫大恐慌的感觉，尽管这一次在现代医学科技的鼎力支持下，帝国成功平息了东北的鼠疫，但自己却在革命这场“帝制瘟疫”中断送了性命。

瘟疫决定了今天地中海地区阿拉伯世界格局。

“乡村变为荒芜之地，人类居所成为野兽出没之境”，毫无疑问，排在死神名单首位的瘟疫，恐怕是终结了明清两大帝国的鼠疫。

在西方，它以“黑死病”的恐怖绰号著称于世，相关的恐怖记忆已经深深根植于西方人脑海里，以至于如果一部关于中古或近代早期的影视作品中，不给淋巴上有个紫黑色肿块的鼠疫病人一两个镜头的话，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拍的是西方史诗大片。

很多圣经学者认为，《圣经·出埃及记》中上帝降给埃及人的十大灾祸中，那个“人畜伤口化为脓疱”的瘟疫，就是鼠疫，还有那场出于上帝的愤怒一夜之间在亚述军营中被杀死的18500人，也是死于鼠疫，当然，在预言末日降临的《启示录》中提到的瘟疫，自然也应该是鼠疫。所以当1347年鼠疫在欧洲大爆发时，很多人都相信《启示录》中的世界末日来临了。

得出这一结论并不奇怪，因为鼠疫可能是困扰人类最深的瘟疫，它在人类历史上的三次大流行已经成为了人类文明史的界标。

鼠疫的第一次大流行是541年在拜占庭爆发的大瘟疫，此时的拜占庭正处于被后世尊为罗马法奠基者的查士丁尼大帝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臻于极盛，当时的查士丁尼大帝一心想恢复罗马帝国旧有的光辉。

但恰在此时，鼠疫不期而至。根据宫廷史家普罗柯匹的记述，每天死亡人数高达一万人。就像一千年后在中国北京爆发的那场瘟疫一样，拜占庭人常常在做生意数钱的时候就染病倒地身亡。

就连查士丁尼本人也没能从这场瘟疫当中幸免于难，他也感染了瘟疫，在经过漫长的垂死挣扎后才挺了过来，但他的帝国却没有——仅在君士坦丁堡，就有40%的城市居民死亡，而它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和欧洲的蔓延，被认为导致1亿人口的损失。

这场瘟疫终止了查士丁尼的雄心，但瘟疫本身就是帝国对外扩张的产物——它发源于中非地区，在进入北非小憩时，恰恰与查士丁尼远征北非的军队不期而遇，于是，它就随着帝国军队南征北战一路开疆拓土，最终反过来攻陷整个拜占庭帝国。

正当拜占庭帝国遭受瘟疫重创，一蹶不振之时，恰恰是新兴的伊斯兰帝国早期扩张时期，这场瘟疫使得两大帝国文明力量逆转，在之后的三百年中，拜占庭帝国被伊斯兰帝国一路蚕食鲸吞，最终导致今天东地中海及北非地区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格局。

蒙古人再度带来了瘟疫，这一次消灭了5000万人。

在鼠疫毁灭了拜占庭帝国的野心后，居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了，767年是欧洲文献最后一次提到鼠疫之后，它在西方隐匿了近600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段时间欧洲就免于瘟疫困扰，因为瘟疫有多种类型，大规模的杀戮，演化成小股的侵扰。当然，瘟疫没有杀灭的部分，人类之间爆发的战争会补上这个缺口。

欧洲的人口在这段时间内一直循序渐进地增长，公元1000年时达到3800万，1100年达到4800万，差不多以每一个世纪1000万的数字增长，到1340年已经达到7500万人口，但就在7年后，鼠疫第二次浪潮澎湃袭来。

关于这次浪潮，现在学者认为应该是西征的蒙古人带来的，鼠疫在毁灭欧洲方面也和蒙古人达成一致。仅仅经过5年时间，这场瘟疫就使欧洲人口下降到5000万，足足倒退了两个半世纪。而欧洲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也从30岁下降到20岁。

现代的文明史家很愿意将这场瘟疫，作为东西文明交流中的典型个案，从瘟疫蔓延的路线可以看出人类文明交流的过程。但问题是，这一条文明之路处处都是死亡，而蒙古人承担了死亡使者的角色，他们征服云南时把鼠疫一并捎上，然后带往亚欧大草原，又随着征战将其带往欧洲。

而且也正是在这场瘟疫中，蒙古人和欧洲人都几乎同时发现了鼠疫作为生化武器的妙用——攻城投石器不用再投石，那只会砸死几个行动迟缓的小角色，而把感染鼠疫死亡的尸体投进城去，却可免去屠城的麻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瘟疫既是天意，也在人为。

之后，鼠疫一直在欧洲徘徊蔓延，在15、16、17世纪连续三百年间不断侵扰欧洲大陆。在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大瘟疫中，3个月就死亡10万人；1656年那不勒斯大瘟疫，5个月死亡30万人；1665年伦敦大瘟疫，多亏《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的妙笔，使它成为了人类史上最著名的大瘟疫之一，这场瘟疫仅在伦敦就造成68596人死亡，只有靠次年那场著名的伦敦大火，才将病菌付之一炬。值得一提的是，相比前一年造成7万人死亡的大瘟疫，这场烧毁了80%伦敦城区的大火，只死了5个人。

人类征服瘟疫，还是瘟疫征服人类？

人类确实有自杀的倾向，或者说是欲望。斯宾格勒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写就的巨著《西方的没落》中发出如此慨叹。也许根本用不着瘟疫从中干预，人类就能自己毁灭自己。

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是瘟疫最后一次以如此迅猛的方式干预人类文明，而这场瘟疫的大爆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场人祸——最初发现疫情的美国军营，因为正处战中，为了不让疫情影响士气，采取种种手段隐瞒疫情，官方公开辟谣，甚至逮捕传播疫情消息的人。这一切都使这场瘟疫挣脱束缚，扩散到全世界，导致4000万人死亡。

在此之后，再也没有哪场瘟疫给人类文明带来如此重大的影响。曾经灭绝欧洲大量人口的鼠疫，已经在人类的穷追猛打之下躲进深山老林，只有在最偏僻的地方才会听到它的名字。

而天花则在1979年被宣布彻底绝迹，只留下样本保存在美、俄两国的实验室内，受到严密看守。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人类面对瘟疫打了一场又一场大胜仗，包括正在破败的，10年前SARS的重症监护病房，它们已成了谁也不愿凭吊的遗迹。

但新世纪也有它的困扰，比如被列为生物安全等级4级的埃博拉病毒，突然从一种非洲刚果的稀有病毒成了谈之色变的恐怖瘟疫，大有重振昔日鼠疫雄风的态势。

不过这还不是瘟疫的真正盛世——它的全面辉煌是在电影院里，那是“保护伞公司”荣誉出品的产物，没有人能逃脱它的魔掌。也许那句话真是对的，虽然有些残酷：

“人类在和瘟疫跑一场跑不赢的比赛，只不过是在彻底输光之前多跑一会儿罢了。”

马尔萨斯陷阱

瘟疫控制人口的恐怖循环

“人类的繁殖力如此之强，以至于人类必然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夭折。人类的种种罪恶积极而有力地发挥着减少人口的作用，它们是毁灭大军的先锋队，往往自行完成这些可怕的行动。如果在这场毁灭之战中，罪恶还不能奏效，那么，各种瘟疫、流行病、传染病和黑死病就会恐怖地接踵而至，席卷千万人的生命而去。倘若这样仍然功亏一篑，大规模而不可避免的饥荒就会在人群中蔓延开来，发动致命一击，使世界人口与食物得到平衡。”

当马尔萨斯在1798出版的《人口论》中写下这段话时，他多少和那个时代的公知同侪一样，将自己当成是忧国忧民的先知。而他的《人口论》也被证明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具争议的著作，既启发了不少学者思考和争论，还成为后来反应人类灭亡的科幻小说的绝佳理论来源。在马尔萨斯的书中，瘟疫是自然界用以达成人口与食物平衡的一个重要手段。

而一切理论基础来自于一个坑——马尔萨斯陷阱。

战争、灾荒、瘟疫是对人口的“积极抑制”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三个主要的观点，就是“两个公理”“两个级数”和“两种抑制”。

“两个公理”：第一是“食物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第二是“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在将来也是如此”。

“两个级数”：“人口在没有阻碍的条件下是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稍微熟悉数量的人就会知道，前一量比后一量要大得多”；“根据自然规律，食物是生活所必需，这两个不相等的量就必须保持平衡”。

“两种抑制”：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二者出现不平衡时，自然规律就强使二者恢复平衡。恢复平衡的手段，一种是战争、灾荒、瘟疫等，对此，马尔萨斯称其为“积极抑制”；另一种是要那些无力赡养子女的人不要结婚，马氏称其为“道德抑制”。

马尔萨斯还认为，19世纪以前，人类的生产力没有太大的变化，比如在公元前1800到1600年，巴比伦帝国的一个普通工人的一天的薪水能买到6.8千克（15磅）的小麦。在公元前328年的雅典相同的薪水能买10.8千克（24磅）小麦。在1800年的英格兰薪水大约是5.89千克（13磅）小麦，几千年间社会生产力进步并未造成工资的差异。

那么一旦社会稳定承平日久，人口不断增长，超过固定生产力之下能养活人口的上限，就会产生他所说的“积极抑制”，由战争、灾荒、瘟疫解决。这就是人类发展史中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

举个例子，东汉末年人口达到5000万，于是一场瘟疫加灾荒引发了黄巾起义，导致人口在百年间刷到了1000万左右的水平，在此之后，类似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一般而言，人口引发的循环周期是如此演进的：第一阶段，王朝兴起，人口稀少，人地比例很低；第二阶段，战乱之后，人均收入快速越过生存水平，人口加速繁衍；第三阶段，随着人地比例大幅上扬，马尔萨斯陷阱凸显，人均收入降低，王朝治理水平的降低，往往很容易导致本就极低的收入水平被降低到生存线之下；随后，第四阶段社会崩溃，天下大乱。

天花是平衡人口的终极武器

在马尔萨斯心中真正设想的减少人口的终极武器也许是另一种瘟疫——天花。这种疾疫在欧洲殖民美洲的征服战争中居功厥伟，使欧洲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印加帝国。

在马尔萨斯着笔写《人口论》时，天花又消灭了美洲殖民地的大量人口，“几乎每五个人中就有两到三个人死去”。而在英属印度，天花按时而至，每年3月到5月必会爆发，在天花瘟疫最严重的1770年，全印度有300万人死于天花，孟加拉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在瘟疫中丧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贫穷是天花被马尔萨斯选作人口控制方法的原因。即使是现代学者再为马尔萨斯“冷冰冰的理论”辩护，也不能否认马氏本人的人口论部分建立在一个颇有些铁石心肠的基础上——理应得到控制的应该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和殖民地土著，他们的数量太多了，而且看起来也不懂得执行人口控制所必须的道德限制。

除了天花，马尔萨斯还有另一个证据——霍乱。这种病在19世纪有个很中肯的名字，叫做“穷人的瘟疫”，因为看起来，它总是在贫民窟里爆发。这种病在当时被看做是上天对贫穷懒惰，缺乏道德自制的穷人的惩罚，“（霍乱）完全起因于穷人放荡的生活习惯”。

既然人口增多会导致穷困，那么反过来，穷困之人自然也正是多出来的那些人。马尔萨斯其实并没有这样说过，但在19世纪中叶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是这样理解马尔萨斯人口论的。

瘟疫竟然成了解决马尔萨斯陷阱的钥匙

马尔萨斯陷阱始终会被突破，因为人类生产力被工业革命大大地解放，这一切来自于一场瘟疫——这是一场1665年至1666年间发生的大瘟疫，超过10万人死于鼠疫。

1666年9月2日-5日，一场大火烧毁了伦敦，而鼠疫病菌也恰好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它来的恰如其分，走得适得其时，它成功地使欧洲在资本积累时代控制住了人口，使日益增长的财富不至于被几何倍数增长的人口数量所抵消。

瘟疫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社会资源再分配。资本的时代，正是在鼠疫过后到来的，其中，一直到现在影响深远的大英帝国，正是浴疫重生——如果没有鼠疫的话，那么完成帝国积累的圈地运动，几乎不可能完成。

圈地运动，从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的开端，工业革命恰好成为了解决马尔萨斯陷阱的终极方案。从1750年到1850年这100年间，英国人口由750万增至2100万，增加约2倍。

但另一方面，英国民众正分享着工业革命生产力进步带来的成果。与英国本国历史纵向对比，其消费水平是明显提高了，1689年，英国人平均收入为7英镑1先令，1770年上升到18.5镑，1800年又增至21.9镑。工业革命引爆了生产力，从而让英国率先走出了陷阱。

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在英国的例子中，激增的人口引发瘟疫，瘟疫反过来成为工业革命发韧的契机。

不过，对同样受到这股鼠疫浪潮影响的东方来说，鼠疫不过是一场对人口的毁灭性打击，对中国这样仅仅以人口增殖作为国家强盛象征和红利的帝国，鼠疫似乎就很难间接地带来正能量了。它只会像摧毁拜占庭帝国一样，摧毁大明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