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登顶珠峰成了一种热潮，而地塞米松这种类固醇的滥用也成为登山界激辩的话题。

　　这种原本被作为高原病应急救治的药物，被不少登山者视作了登顶的廉价武器。在尼泊尔街上的药店，你只要填上一张处方便可以每粒5美分的价格购得地塞米松。

　　《Outside》、《VICE》先后对于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进行了报道，究竟地塞米松应该如何被登山者运用，登山界复杂的声音就像是面对辅助用氧设备一样充满争议，缺少结论。

　　对于神圣的珠峰攀登而言，或许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对与错，但它一直在拷问人们对于运动和攀登精神的理解和反思。

　　地塞米松差点让他丧命

　　2009年的5月17日，杰西·伊斯特林（Jesse Easterling）蹒跚地走到了位于珠峰大本营内的医疗帐篷。作为一名业余登山者，他这几天一直在为登顶珠峰而坚持，然而基于他在帐篷里的身体状况，在这样一个季节，他显然是无法重新回到山上了。他的脖子上已经长了一个大肿块，他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了。

　　庆幸的是，珠峰的医生最终找到了导致伊斯特林意识混乱的病因——在服用了一个月的地塞米松后（这是一种有强大消炎功效的类固醇，对严重缺氧有奇效，可以减轻高山病和高山脑水肿，如头部肿胀等症状，被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划为兴奋剂药物），由于身心状况出现问题完全停止服用此类药物。

　　这样的做法对他的身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甚至完全有能力摧毁其肾上腺系统，从而导致他多器官功能的衰竭。伊斯特林还能站起来近乎奇迹，如果当时不及时采取措施，他肯定会丧命。

　　最终伊斯特林是乘坐直升飞机离开的，在加德满都的ICU病房待了12天，才终于康复。后来，伊斯特林起诉了他在美国的医生，正是这位医生给他开了地塞米松，并建议他在攀登珠峰的时候定期服用。最后他们达成了私下和解。

　　伊斯特林的故事出现在2013年一本造成轰动的《户外》杂志（《OUTSIDE》）上，这篇文章探究了珠峰上正在被滥用的地塞米松。

　　文章提到了两件引人注目的事件：

　　——在攀登喜马拉雅山时，有登山者在非紧急情况下服用了地塞米松（2011年，伊斯特林和另一位西班牙专业登山员在远征洛子峰时就一直服用地塞米松对抗缺氧），导致了几乎致命的结果。

　　——包括前荒野医疗协会主席、治疗过伊斯特林的医学专家埃里克·约翰逊这样的专家也证实登山者在攀登珠峰时滥用地塞米松已经很普遍，“如果有50% 的登山者未在第三营地（海拔7162米）或是更高的营地中没有使用地塞米松，我会感到震惊。”

　　它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山峰不断被一群靠着服用地塞米松的业余及专业登山者所征服，他们依靠着药物来登顶。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靠着‘兴奋剂’攀登山顶”近来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来自华盛顿大学肺科的助理教授Andrew Luks谈道，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在媒体上引起关注是因为《户外》杂志刊登了伊斯特林事件。

　　伊斯特林真的是一个局外人吗？还是有很多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事？现在并没有证据让你去猜测这是单一事件还是普遍现象。

　　尽管整个事件缺乏证据，登山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已被谣言和传闻所两极分化。

　　有的人，就譬如Jelle Veyt， 一位30岁的比利时登山者，他在今年第一次登顶珠峰。

　　他告诉VICE SPORTS的记者，“登山者在这里服用地塞米松，我听了很多了，我甚至还听说过在大本营里输血的。我认为这是真的，到处都有兴奋剂，这里也不例外。”

　　相比之下，来自商业探险队的副领导员告诉VICE SPORTS的记者，他不能确定在山上服用地塞米松就是有问题。

　　“我一直听到在珠峰上使用兴奋剂的事情，但我真的没有看到那么多。”Russell Brice，作为一位著名的登山员，登顶喜马拉雅山的经验丰富，他也有着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商业探险公司。“在我的团队里，这不会发生。我们甚至不让成员们登峰前使用乙酰唑胺（一种防止高原反应的常用药）。”

　　这些有关在珠峰上，地塞米松滥用程度的矛盾言论激起了 Luks教授以及其他一些高海拔医生的兴趣，例如Colin Grissom, Peter Hackett，还有珠峰ER（在珠峰大本营一个季节性的帐篷医疗诊所）的创始人 Luanne Freer。

　　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他们设计出了第一个方案试图量化珠峰上使用地塞米松的问题。

　　在2014至2015年，他们邀请登山者参与了一项有关在珠峰上使用药物的匿名调查。在262次探险中，总共有187位登山者承认他们在“长时间内”服用了药物。尽管Luks还不能提供精确的数据，这是因为这项调查仍在被同行评审是否可以在学术期刊中出版。

　　Peter Hackett可以提供的是一般性的观察结果。

　　“对于这项研究的最快做法是宣布在珠峰上不存在‘地塞米松文化’，几乎没有人去使用它。”Peter Hackett，这位著名的高海拔医生以及高原医学研究所所长表示。

　　他提到了在珠峰上类固醇过多地使用可以来解释为什么在研究中对于地塞米松的使用案件那么少。

　　“我不推荐在珠峰上使用地塞米松。这是不必要的，我认为在其他一些山峰，譬如坡度的陡峭突增的，让你没有时间去适应，对于高原疾病的风险是很高的，而且登山者不用氧气。你可以想想乞力马扎罗山。”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项调查是自愿的，并要求登山者们指出对一种特定药物的使用。

　　许多登山者告诉VICE SPORTS他们认为这是在作弊。谁愿意去承认自己的伟大成就得益于作弊？即使这是匿名的。

　　所以，即使Luks对于地塞米松的调查是一项在珠峰上药物滥用（或缺乏）的准确描绘，他在登山界指向的是一个更为棘手、更本质的问题：在体育运动中，登山者们唯一的竞争对象就是大自然，那么服用可以提高运动能力的替代物真的比征服本身更重要吗？

　　有关兴奋剂的丑闻在其他职业运动领域比比皆是。但是由于登山运动的关系，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要比职业网球和自行车手们使用兴奋剂稍微复杂一点。

　　一方面，登山是一种独特的运动：运动员们不需要互相竞争，至少不是明确的竞争关系，而且也没有官方的规则。在其他运动中，兴奋剂是被双方所鄙弃的，也是被明确禁止的，因为这就像是给了一位用户不平等的优势。一个能力增强的击球手可以把棒球打得更远的同时，是一位没有服用兴奋剂的投手去阻止全垒打。

　　但是，如果一项运动既没有规则也没有正面对抗，那么指责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来作弊，似乎二者是不相关的。

　　另一方面，攀登的世界纪录确实存在。所以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在珠峰上使用兴奋剂是一件大事。事实上，一些职业登山者正在间接互相竞争，成为纪录的保持者。当登山者创造了一项纪录，并没有官方人员会在大本营里拿着一个杯子等着为他做尿检。

　　喜马拉雅数据库的档案保管员，与珠峰的记分员所干的事情最相似，他们表示不会把是否使用了类固醇作为这是一次成功还是失败的登顶的判断标准。一部分原因是无法进行药物测试，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在这个地区，他们没有针对登山的官方权力。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已经明确了一些规则，其中说明了哪些在登山中属于兴奋剂，而哪些不算做是兴奋剂药物。然而喜马拉雅数据库档案保管员Richard Salisbury告诉VICE SPORTS，似乎并没有人来执行这项规则。

　　此外，在登山过程中，是否有正当理由来服用地塞米松也是很微妙的。需要再重申一次，登山是与众不同的。“对于登山界而言，携带兴奋剂是相对来说很容易的，因为地塞米松对于他们而言是急救药。” Mike Trueman，作为一位拥有超过四十年专业登山经验的运动员告诉我们，“不像其他运动，从一开始，我们就带着这些‘兴奋剂’。”

　　许多登山者告诉VICE SPORTS，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有关是否在登珠峰中使用兴奋剂的问题导致商业探险人数的急剧上升。这些缺乏经验的登山者组成了商业探险队，他们可以被称为一群“登峰热”狂热者。

　　对其中很多人来说，高昂的成本（超过60000美元）以及时间的消耗（登山者们在这个季节需要在大本营至少度过将近2个月），在他们的一生中，登顶珠峰只会是唯一的一次非凡体验。

　　他们会做一切事情来确保他们的金钱和时间不会被白白浪费，而他们又缺乏登山的经验，地塞米松就成了他们的一种化学担保。

　　连氧气使用也充满争议

　　在谈到促进登山能力的表现时，地塞米松并不是故事的结束。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正在持续关注自行车手们对于EPO（一种促红细胞生成素）的使用，这种药物在自行车领域并不新鲜，它能够有效提升血氧水平。

　　一位纯粹的登山爱好者，23岁的德国人Jost Kobusch告诉VICE SPORTS，他听说过有大量的业余登山者在登顶期间会使用地塞米松，即使使用氧气登顶珠峰也算是一种欺骗。“氧气也是兴奋剂。”他说，它在本质上使你更能适应周围的环境，其中的运动思想就是你能不能这么做或者是选择不那么做。”

　　图为埃德蒙·希拉里（右）和丹增登顶成功后在珠峰脚下接受采访（1953年6月6日摄）。 新华社 图

　　1953年，埃德蒙·希拉里在夏尔巴向导丹增·诺盖的帮助下成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第一人，他们使用了氧气。此后，超过4000名登山者跟随着他们的脚步攀登上了世界上最高的山峰。

　　国际攀登和登山联合会和国际运动管理机构，并没有谴责氧气的使用，但在最近的一份有关在登山中使用兴奋剂的报告指出，“毫无疑问，氧气也是一种兴奋剂。”它对氧气使用的指导方针激起了比报告中提到的任何其他物质都多的争议。

　　不管你是否认为氧气也可以作为是兴奋剂的一种形式，不可否认的是，在登山过程中服用兴奋剂是由来已久的。

　　它起源于1950至1960年代的一些安非他命，例如脱氧麻黄碱，一种硫酸安非他命所制的药物以及中枢神经刺激剂。登山者们会在攀登世界最危险的一些峰顶时使用它们。

　　直到上世纪70年代，糖皮质激素如地塞米松才开始出现，一些医生，譬如Peter Hackett开始将它注入到患高原脑水肿的运动员体内，这种病症是由于高海拔导致了大脑潜在的致命性肿胀。

　　Peter Hackett和其余的一些高海拔领域专家很快就发现，地塞米松创造了奇迹。它可以有效缓解症状，并重新使登山者们恢复意识让他们安全下山。不久之后，登山者们就发现，服用地塞米松可以给他们增强能量，并带给他们一种快乐的感觉促使着他们登上山顶。

　　登山者要对自己诚实

　　正如Peter Hackett对外界所说的那样：我只给那些无意识或者身陷危险的人服用地塞米松，我不曾有过想法给那些情况不那么糟糕的人使用此药，因为我会看到奇迹般的结果。

　　但是据娜塔莎·波利，一位来自苏格兰的麻醉医师，也是今年珠峰大本营医疗所的一位医生所说，对于地塞米松的预防性用药可能导致严重的问题。一些没有高海拔用药经验的医生可能会为攀登珠峰的登山者开出地塞米松，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很危险。她说：“伊斯特林就是滥用药物的突出案例。”

　　“地塞米松是一种在攀登珠峰过程中极其危险的药物。我们目前最大的一项困扰就是有登山者会在登山时使用地塞米松，就因为它有着一种极其厉害的效果。”

　　地塞米松的滥用是指，超过7天的连续使用，这会扰乱你身体的肾上腺系统，甚至在达到某种程度后，你身体的器官将会停止运行。此外，如果登山者在登顶时使用地塞米松作为预防治疗，那么它到时的急救作用将会变成无用。

　　如果不幸的是你真的那么做了，下山的过程中患上了高原脑水肿，那很难有别的措施可以救你。波利说：“如果你真的带了地塞米松，那么请你下山吧，请不要往上爬了，否则你对于所有山上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危险。”

　　最后，有关珠峰兴奋剂问题上的辩论覆盖了极其大的范围，一个极端是：道德和医学层面对于非紧急情况下使用地塞米松的强烈谴责；另一方面，是对于氧气使用的普遍接受。中间方的意见则层出不穷且各不相同，基于一些和VICE SPORTS有过交流的登山者所说，这正是登山的全部啊。

　　Jelle Veyt 表示：“我爱登山的原因正是在于不管你做什么都是可以的。在位于大本营的帐篷里，我感觉很自在。有些人甚至认为吸氧也是在使用兴奋剂，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不管为了登顶你做了些什么，只要你自己对自己诚实就好。这里没有规则，所以对登山你必须制定属于你自己的规则，如果你连这也做不到诚实的话，你就是在欺骗了。”